前些天在网上看到，一群年青男女在文庙“快闪”唱〔三千两金〕，用传统和现代乐器伴奏，场面火爆，人群欢快。过后，有人问，在南音乐团听过这首〔三千两金〕，在梨园戏看《李亚仙》也听过这首曲，内容一样，只是表现形态不同而己。这是为什么？又从何来？
为回答这个问题，只好查找史料。记得1996年在协助编校吴捷秋先生著的《梨园戏艺术史论》时，曾看到书中引用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来源是王爱群先生在1984年12月写的《梨园戏音乐简介》油印本中提到的。于是找出《梨园戏艺术史论》,翻到78页，终于看到王爱群先生这段36年前笔下的叙述。
王爱群先生（1920--1989），是新音乐工作者参与梨园戏编曲作曲的第一人，曾任该团副团长、团长，是很有成就的戏曲音乐家。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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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黄翔鹏先生（1927-1997）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1983年首次应邀来泉州，参加南音大会唱活动。1984年，他又同赵沨先生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到泉州举行南音座谈会。回京以后，写了一篇《“弦管”题外谈》，发表在《中国音乐》1984（2）期刊上。黄先生这篇文章开宗明义便把“南音”之名回归于原称的“弦管”。 接着首先提到“乐种的性质”，他引用前辈杨荫浏先生的观点，认为“历史过浅就不宜独立而称乐种”。而“我们来讨论‘弦管’（一般现称南音） 这个古老乐种的时候，问题当然不在这里；反而却在它已过于古老。”他认为“南音——谱、指、曲兼而有之。”“这种特点恐怕和唐五代以前歌舞音乐时代的历史源流有关。”他回顾在南音座谈会中，赵沨先生提出泉州南音是“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的观点。据此，黄先生在文中写道：“它（南音）既与历史乐种有着诸种联系，本身又是当代犹存乐种。有的同志把它看作历史乐种的一个‘活化石’，这话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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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阅读：“弦管”题外谈。本文来源：《中国音乐》1984（2）期刊)
2005年元宵，作者应邀出席泉州第八届国际南音大会唱，感触良多，回来后写成《感受南音》一文，发表于《中华文化画报》第四期。承蒙泉州文化界朋友的厚爱，拟将此文放在即将新出版的三部“曲谱”的前面。这三部“曲谱”分别是：泉州所辖晋江市文体局编印的《弦管指谱大全》，其中一部为传统的工谱本、一部为简谱本（均为六十五套）。再一部是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印的《泉州弦管名曲选编》（100首，又工㐅谱、五线谱、简谱并排十二首）。全部采用电脑编排，精美印刷。我从邮箱中读了他们发来的全部目录、出版前言、编校后语，深为他们（政府官员、文化界人士和老弦友）多年来为保护古谱、振兴南音所作出的重要决策和付出的艰辛劳作，为南音最基本的“指”、“谱”、“曲”构建一个牢固的传承载体所表现出来的敬业和奉献精神所感动与鼓舞，故不敢推辞，权将此文代作序言，并借此机会向执著于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朋友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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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音与戏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尚待深入。本文以【大迓鼓】曲牌为着眼点，探讨南音与宋元明清时期南方戏曲所用曲调“南曲”之关系。从曲调对比分析可看出，从南曲到南音，各【大迓鼓】乐曲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可见二者之联系并不止于曲名。南曲历来有清唱与剧唱之分，同一乐曲，文人清唱为雅，被戏班艺人纳入剧中演唱则为俗，二者演唱目的、风格皆不同。以此观照南音与梨园戏，二者关系不言自明，同时，也强有力地反驳了南音是曲艺之观点。由此带来的启示是，对南音的研究应扩宽思路，纳入整个中国音乐发展的大环境中来考虑，而不是就南音本身研究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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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阅读：南音与南曲关系考析——以【大迓鼓】为例
2019年12月《福建艺术》杂志发表田青为《泉州明代百首有声弦管曲》所作的序言和郑国权写的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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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阅读：《泉州明代百首有声弦管曲》序言——田青
编者按：2019年11月23日，“第四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学术发展论坛”在泉州举办，田青先生应邀出席并做主旨发言。发言中，他指出，“丝绸之路”不仅为沿线各国不同物资的交换提供了重要平台，更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思想、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为不同国家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产生了跨时代的积极影响。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得益于历史上的多元文化交流，积淀下丰厚的佛教文化，至今依旧保留下了众多宗教遗迹与古老佛乐的遗存。“一带一路”带来的文化艺术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源于不同地区间的“和而不同”，源于各地文明、思想、文化、艺术的多元并存、彼此尊重与深入交流，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之时，才有可能促成和谐、繁荣局面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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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教授（1912——2005），北京满族人，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是当代的书画家、国学大师。他的书法成就尤为精妙，有位学者评论他“表现出优美的韵律和深远的意境。”向来为人们所喜爱。他自创的“启体”，为电脑字库中的一种，常出现在书刊或题刻中。
日前，家侄从微信“家庭群”传来“启功23幅养神对联” 的真迹视频。其中第七件，一对“随地山林诸老会，一天弦管萬人春”两行字，跃然屏上，尤其是“弦管”两字，更是令人眼睛一亮，不由地想到12年前，笔者在编《两岸论弦管》一书时，曾选用“启体”字作为论文集扉页的书名，当时当然不知道启老笔下早有“弦管”的墨宝，不然就会截取其真迹。但今天见其真迹，至少表明启老与弦管音乐也许有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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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这件乐器，古代也称筚篥，它几乎没有任何虚添矫饰，就是一截直不笼统的木杆，上面凿几个眼，工艺的简单使人不难想象到人类发明最早乐器的样态。其实，历史上那些千呼百号的管状类乐器的分别，只不过是各个民族在一截或骨、或木、或竹的管状体上凿眼数目、吹口位置的不同而已。管状乐器初生期的简单朴素，与那时简单朴素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等质等级。制作乐器的工艺当然是越来越复杂和高级了，但是，时至今日依然生活于”简单“中的农民乐师在这件乐器上的文化体验，质量上决不逊于以钢琴为代表的在物质文明的复杂程度上似乎占优势的城市音乐文化。听惯了光盘上绚烂音响后的音乐家，在一根管子的独鸣中体会返璞归真，也仍然是他们心向往之的幸福情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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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阅读：冀中平原上的思绪——我心中的管子。（本文来源自微信号：诸野求乐）
南音散曲《辗转三思》的曲韵包括“指骨”及其隐含的旋律，至今保存着古音阶以及进行时撩拍不受强弱规律约束的特点。曲韵最富有个性的是大韵，通过频繁的移宫犯调来重复或变化重复主题是维系全曲乐思统一的主要手法。本文通过对构成《辗转三思》曲韵的几大要素的分析，探究它的曲韵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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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8页，点击下载PDF文件。本文来源：《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9期)
编者按：陈燕婷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美学专业博士，现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她来自泉州，在出生地晋江市安海镇开始读书，再经福师大而后进京在中央音乐学攻读，最终取得最高学位。她应该记得唐人王维诗：“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所以她的第一部书，便是以《南音北祭---泉州弦管郎君祭的调查与研究》为名，于2008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并荣获2014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理论评论优秀奖。接着直接写老家《安海嗦啰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丛书，由浙江省人民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而她的博士《南音乐感研究》，已评为优秀博士论文，也即将出版。而她这部新作，已不只是写乐感，而是分五章二十节全面介绍南音，从弦管音乐的历史渊源到当今的人与事，都有精到的记述，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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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导师周畅先生于2018年7月27日晚间仙逝了，享年88岁，师母告知先生走得很安详。先生卧病数载，师母田寿龄先生精心守护，相濡以沫，堪为楷模。一众弟子时常探望，明白这一次真是要远行了，虽有心理准备，消息传来还是悲恸不已。凝望先生慈祥和蔼的影像，36载师生深情，一夜无眠。《人民音乐》编辑部约我写一篇纪念先生的文章，要说的话太多，思量再三以“周畅现象”与厦大模式立题，窃以为这最能体现先生的独特贡献，以此追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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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阅读：项阳|音乐学界的“周畅现象”与厦大模式——追念先生。本文原载于《人民音乐》2018年第9期。(全文为陈瑜提供。)
2018年6月8日，文化部副部长项兆伦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座谈会进行讲话。本次谈话内容围绕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这个中心议题，系统的对已取得的成绩、需深入研究的议题，进一步的工作思路和今后一段时间工作推进重点等四方面内容进行剖析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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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19页，点击下载PDF文件。本文来源：文化和旅游部政府门户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