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11月23日，“第四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学术发展论坛”在泉州举办，田青先生应邀出席并做主旨发言。发言中，他指出，“丝绸之路”不仅为沿线各国不同物资的交换提供了重要平台，更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间思想、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为不同国家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产生了跨时代的积极影响。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得益于历史上的多元文化交流，积淀下丰厚的佛教文化，至今依旧保留下了众多宗教遗迹与古老佛乐的遗存。“一带一路”带来的文化艺术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源于不同地区间的“和而不同”，源于各地文明、思想、文化、艺术的多元并存、彼此尊重与深入交流，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之时，才有可能促成和谐、繁荣局面的出现。

泉州：和而不同

——田青先生在“第四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学术发展论坛”上的主旨发言

文 ／ 田青

  大家早安！

  下面就我们今天的论题，向大家阐述我的观点和想法。首先我觉得在泉州这个地方开这样一个中外文明互鉴交流的会，是选对地方了。因为泉州比中国其他地方保留了更多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痕迹，有些痕迹是只有泉州才有的。我想，讲到中华文明和世界上其他文明的交流，大家首先就想到“丝绸之路”，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虽然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具体的时间现在无法确认。但是，另一段丝绸之路，就是中国西部，从西安出发，向西过葱岭，一直到中亚细亚的这段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国的历史界把张骞的凿空作为开始。所以凿空这个词就很形象，就是在墙上凿一个窟窿，过去有墙，没有交流，凿空就是开始有了交流。那么张骞出使西域有两次，一次是公元前138年，一次是公元前169年。张骞凿空之后，由于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国和世界的文明都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想从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来的绝不仅仅是物质，比如葡萄、良马，还有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香料等等，包括我们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海外去的丝绸、茶叶等等，这些都是“物”的角度，这些“物”的交流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和世界的文明。

丝绸之路上，不仅仅是“物”的交流

  我们中国的汉字，有一个特点，就是一字一音一义。前几天，我在国家图书馆讲到中国音乐的时候，回答一个听众的问题，就是中国现在所谓的民族乐器，哪些是中原固有的，哪些是后来传进来的。我就很简单地跟他讲，中国的所有乐器，一个字的，都是我们中国固有的，琴、筝、瑟、笛、埙。两个字的，都是后来传来的，琵琶、箜篌、筚篥等等。不仅如此，不仅是乐器，包括我们吃的东西，一个字的，都是我们原来就有的，稻、麦、禾、桃、杏、李；两个字的，苹果、葡萄、菠萝、香蕉，都是后来传进来的。

  那么，这么多“物”的传入，包括我们中国的“物”的输出，它是一个个文明改变的基础。包括我们的丝绸，我们现在可以很骄傲地说，你研究西方的雕塑史，发现中国的丝绸传到西方，给西方的雕塑穿上了衣服，你从罗马雕塑的纹理上可以看出来，它只可能是丝绸，不是麻、不是棉。比如我这件就是棉，它不可能像罗马的雕塑那样，有如此飘逸的下垂感。所以，不能小瞧“物”的输出和传入。但是也绝不能把丝绸之路上所有的交易，仅仅看成是“物”的交流。

泉州，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地方

  中国作为一个接受方，我不讲输出，只讲接受，我们从丝绸之路上得到的最珍贵的两个礼物，都是非物质的，一个是佛教，一个是音乐。

  讲到佛教，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他说：“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大家不要小看这句话，更不要小看这句话的意义。这是近代一百多年来，所有的统治者，包括各个党派，甚至包括宣统皇帝，中国的最高领导第一次正面地肯定了佛教，肯定佛教文化，并且指出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从宣统皇帝“戊戌变法”，颁布法令提出“废庙兴学”，把佛教的庙拆掉办新学堂。百年之后，我们今天是可以客观地、全面地来总结和反思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使中国走向现代化所做的所有的探索，但是今天，我们一百多年来才给佛教摘了帽子。

  那么，讲到佛教和佛教文化，泉州，也是一个不但具有特色，而且具有十分深厚历史积淀的地方。大家来泉州，以开元寺为代表的三大丛林一定要去看看，包括弘一法师留在这里的文化遗迹，一直到今天，仍然光彩照人。

  除了佛教，在泉州，有很多的历史遗迹。我想，各个宗教之间的融合、共处，在泉州也能找到许许多多至今还存在的遗迹和象征性的建筑。比如刚才讲的开元寺，开元寺是佛教的寺庙，却立着两根古婆罗门教的青石柱子。在泉州，还埋葬着伊斯兰教的先知和圣人。还有摩尼教，就是景教，基督教的早期形式，传到中国唯一可见的摩尼教遗址，摩尼光佛遗址，都在泉州。各个宗教的融合，我们在泉州可以看到。

南音里有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音乐？

  我刚才讲到从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来的两大珍贵的礼物，一个是佛教、一个是音乐。中国音乐最发达的时候是在唐代，唐代的燕乐。不但在当时的中国非常繁盛，甚至影响到了朝鲜半岛、日本和整个东南亚。上周，我在日本奈良参观庆祝新天皇登基而展出的奈良正仓院的宝物，其中就包括唐代的琵琶。琵琶，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传到朝鲜半岛，再传到日本的，现在成为中国民族音乐里最具特色的乐器之一。

  除了这些乐器的繁荣，有没有音乐本身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来的呢？很多。唐诗里有一句“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我们看中国唐代的燕乐，九部乐，十部乐，绝大部分都是外来的音乐。现在的中亚地区，包括中国新疆地区的龟兹乐，当时在中国的宫廷和民间，都非常流行。

  那么具体到今天，我们还能找到什么呢？比如在日本留下一些，他们坚信是中国唐代传过去的，当然，中国的音乐学界还有不同的看法。音乐的流传，不可能像器物一样，比如这个杯子传到日本保留到今天，我相信它是唐代的，保存到今天。音乐，很难在千百年的时间里，没有变化。但是我相信，他们对唐文化的礼敬，那种近似于宗教信仰的虔诚在日本音乐里是有的，起码是有唐代音乐的影子。

  那么，在中国，还有没有可能找到唐代音乐的遗存呢？甚至更早的呢？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他具体带回了什么东西？《晋书·乐志》上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清楚，说张骞从西域归来，“惟得摩诃兜勒一曲”，张骞从西域只带回一个东西，是一首音乐，这首音乐叫《摩诃兜勒》。那么这首音乐什么意思、什么内容呢？学者们考证，“摩诃”，梵文里是“伟大”的意思。于是有人研究认为，可能是佛经里的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外道叫兜勒，后来皈依佛教，成为一个伟大的兜勒。但是也有人有另外的看法，就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理解，现在很多民族的语言里还有这个词，比如说蒙古族，“兜勒”就是乐曲、大曲的意思。那么，“兜勒”到底是什么？学者们有不同的争论。但是，在中国的典籍里，“兜”就是“衣兜”的“兜”，“勒”就是“勒马”的“勒”。

  我们非常欣慰地发现，在泉州的南音里，发现有一首乐曲《南海观音赞》，里边有一段，叫做“兜勒声”，这是我所见到的、中国的所有音乐典籍里，唯一和《晋书·乐志》记载的张骞从西域带回的“惟得摩诃兜勒一曲”呼应的音乐，而且现在还活着，还在南音的琵琶和尺八里演奏着。这就是泉州南音了不起的地方。而且，南音里的“兜勒声”就在《南海观音赞》这个大曲里边，一定和佛教有关系。至于南音里的“兜勒声”，是不是就是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呢？这个无从考证。但是《晋书·乐志》也告诉我们，张骞带回来的音乐，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音乐的发展。张骞带回来的这个《摩诃兜勒》，被汉武帝时的宫廷音乐家李延年改造成了二十八首汉代的军乐。这是中国军乐的开始，也是通过丝绸之路，通过中外交流对中国音乐产生的影响。

“和”是中国人最高的追求

  讲了这几个实际的例子，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文明、互鉴。我们中国人，很早的时候，从西周末年，就产生了一个伟大的、能够对今天的社会仍然产生影响，或者说我们中国人能够贡献给今天的世界的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和”。

  而且，在中国古代的哲人和政治家眼里，“和”就不是“同”。什么是“同”？“同”就是以水济水，都是水，放在一起，才是“同”。但“和”不是，“以它平它谓之和”，“它”就是“它者”、“异者”，就是异文化。和我不同的人、和我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我不同的文明，我们今天依然和谐相处，这才叫“和”。中国人历来追求的，不是“同”，而是“和”。君子求和，小人求同。

  这个思想，就是强调，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同时，别人的思想也不要强加给我们。我们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文明，一起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世界上，这就是“和”。

  中国人对“和”的追求，是长期的，是最高的追求。故宫三大殿，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三个殿都带一个“和”字，这是故宫。你到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的家里，最常见的、挂着的一个横幅，就是“家和万事兴”。所以，你要了解中国的文化，了解中国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始终在追求着和谐，在追求着不同的文明的和谐相处。

  好像时间到了，是吗？那我就谈到这儿。谢谢大家！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田青思想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