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健康的民间社会和一种因地域偏离主流文化汇聚的大城市而相对独立发展的地方文化，常常会以“反应迟钝”纠正由于时代发展速度难免出现的浮躁偏急。经过“文革”的人，对这点体会的尤其真切。20世纪的各类运动，都把庙宇作为摧枯拉朽的对象，而当各地把旧时一方最值得自豪的那类景观独特的建筑群落以及聚集在这类建筑群落周围的文化氛围荡涤干净时，那些因为“迟钝”而未曾动过手脚的建筑群落，反而成为矫枉行动快捷的文化坐标。以南音文化为代表的泉州，已经在文化人的心目中，成为这种矫枉世界快节奏的文化坐标。
泉州南音社“郎君祭”仪式中，乐师们演奏乐曲的节奏之慢，简直就等于没有节奏。那种不靠卖弄演奏技术的玄虚，仅仅依靠细腻平淡营造情味的古典乐韵，在泉州依然站得住脚。乐师们对时尚的、以快为美的音乐，以不予理睬的反抗，表示出自己对待乡音的立场。南音人顽强地经营和固守在自己的天地中，毫不顾及年轻一代的不耐烦，这群坚持将传统风格贯穿到底的人，越来越引起文化界的关注。
一段时期，现代人趋之若骛地追求着弥漫全球的快节奏，只有南音人艰难地苦撑着南音的缓慢和传统的陶醉。当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混而不分的现代人开始品到现代节奏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折磨和苦涩时，因而开始追寻本土文化的清净之根时，才能体会到泉州人的文化素质在熬过那段“突飞猛进求发展”的时代浮躁后的精神意义。就这一点来讲，南音人是超前了，而不是落伍了。
泉州南音人的日常生活和我们没什么不同，他们走到大街上，像我们一样飞速地蹁上自行车赶路，然而当他们抱起南琶，打起拍板，让铁观音的浓郁香漂茶座时，节奏马上回到了自己的世界。外乡人常常奇怪，为什么他们的艺术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或者说与他们看到的世界不一样。他们生活在快节奏的现实世界中，却可以固守在缓慢的世界中，不能不说，他们的精神世界并没有盲目地随着物质世界的变迁同步进入当今，最起码，在音乐的世界中，在文化的世界中，他们依然生活在自己的过去——每个人最终都需要的、抚慰理乱心噪的安宁的精神家园。南音人安静的、缓慢的世界已被嘈杂的快速度包围着，但他们依然强调着变化中的永恒，这使外乡人觉到了泉州人骨子里的坚强和定力。
观察泉州人，常会思考：这是一些长年奔波于各地的人群，他们不是那种几乎一辈子不离家乡、好像那里的树一样落地生根、永远不动的生活群落，而是满世界跑生意的群体(而且他们的世界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远涉重洋，跨国逾境)，但他们并没有因为眼界开阔而改变自己的文化情愫。如果我们在一个静如止水的地方社会发现一群固守传统的人，似乎还不难理解那里传统不变的原因，面对这些满世界跑的闽南人，简直难以理解他们何以如此固守传统的原因。然而，由于他们把对艺术的感受和表达托付于一组特殊的物质载体——南音的乐器，才使他们超越了自己的文化空间，达到了我们评价那些具有超越目光的思想家们才能达及的超凡脱俗的境界。或许只能用文化潜含的族群凝聚力和缘此而生的感悟力，才能解释南音人对生存空间和生存时间的超越。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潮流中，泉州市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地方之所以区别于另一地方的坐标，已经不仅是20年前的评价指标——经济实力的高低(那是迟早要拉平的)，而是独特的文化空间。中国人迟早都会享受同样的物质文明，但独特的只有地方文化。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提线木偶、布袋木偶、南音，这些只能在闽南才看得到的文化品种，才是这里永远吸引人的地方。
现代人再也没有耐心像宋代的石匠那样把一块块石头精雕细琢得如同木制品一样建两座开元寺里的东西石塔了，即使现代的科技能力达到那样的水平并非难事。这座建筑，或者说这类文化景观背后潜含的信仰力量与精神气量，是支撑一个时代、一个地区艺术品格的基座。支撑着上述艺术品种生存繁衍于泉州的，不也是这种精神底蕴?这已经开始令那些没有自己独特文化式样(或者说被他们自己丢失了)而又渴望彰显一方声名的他乡人，投来羡慕的目光了。曾经穷得只剩下锅里汤的曲阜人，一旦谈起孔子，便立刻成为富翁。在外乡人惊诧目光中，他们喝上两口没有几滴油腥的汤再给你诌上两句《论语》。不是哪里都出了孔子的。同样，也不是哪里都有横抱南琶的南音社。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世界的节奏变得越快，南音的缓品慢奏才越具有价值，对比度的反差越强，越能吸引他乡的识音人和知音客。
泉州市的父母官们知道：一个地方政府在让一方百姓富裕起来的同时，还必须让一方百姓自豪起来!而让一方百姓自豪的并不是那类各地城镇都在逐渐长高的大厦，恰恰是翘檐的闽南民居以及那些不宽却别致的街面上流淌的南音．并不是那类随处可见的钢铁长桥，恰恰是晋江中石孔船墩的洛阳桥。随着时间推移，建筑石灰大厦和钢铁长桥的材料，会越来越便宜，而这些历史越来越久的文化景观，续绝品接于百世，兴稀迹加乎万国，日益彰显出它们的魅力。名胜遗留愈久，愈令人流连慨慕。这才是永远吸引海外游子归乡省亲、异乡游客纷至沓来的动力源。
文化的表现样式，无所谓“先进”与“落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唱，如同古希腊的雕塑和中世纪的教堂一样，有着“不可企及”的美。那些以社会形态和科技进步为背景、似乎硬梆梆的社会进化理论，至今无法解释这些艺术何以永远伫立高峰而使后人景仰的规律。
开元寺是泉州的象征之一。历史烟熏火燎，寺院的香火，却足足熄灭了小半个世纪。杏花疏影，反复枯荣，烟容雨态，来去阴晴。尊佛奉道的闽南人告诉我们，“文革”时的泉州领导人，以独特的智慧，把寺院变为市场，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有用场所，使那些心噪一时的年轻人无可奈何地放过了这座寺院。时过几十年，人们依然谈论着那位应天顺民、保护了这座寺院的老市长。传统文化的许多景观，就是靠这样的普通民众和地方官员保护了下来。躁动消失了，双塔依然伫立在南海的朝阳中，而且越来越令泉州人自豪。当年那些处于天下嚣然无所归怀的年轻人，如今已是人逾中年了吧，矫正他们心态的，不就是历经千年繁华苦荑、否泰不惊的文化景观。那位仗大义以肃宇内的泉州市长，会像曾经居住在开元寺里的弘一法师李叔同一样，永远被后人纪念。
时逢十五，大殿中正做法事，僧人们的咏唱在寺院中回荡。法事结束，红色袈裟一眨眼飘满了寺院主殿的台阶上。雨后寺院，清清爽爽，春雨润木，自叶流根。近观双塔，不时扣心气绝，人类在一件艺术品上所下的多年功夫以及只有这种多年功夫才令人生出的敬畏，让一种文化性格的坚实与沉重，触手可及。双塔并峙，默然相视，让心浮于事的人走过时，顷刻化解了人生欲念的轻浮。一座似乎毫无实用价值的石塔令人生出的精神镇定效用，就在这瞬息一瞥间，化为精神定剂，落肚生根。那些缭绕泉州城镇中的南音和满街铺面上摆设的功夫茶，不也在瞬息间生成了这等文化药剂般的效用吗?
大殿中吉祥鸟抱着的各种乐器，已经被音乐史家们反复引证。品着南音长大的建筑师们，没有因袭在墙壁上刻画飞天伎乐的老路，另辟蹊径，以带有独特地方色彩的方式，表现了同样的庄严主题。立柱上雕刻着不同宗教偶像的图案，显示着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化交融的包容气度。这是力图避开西方的霸权话语系统而又不自我封闭、让本土文化表述在母语中自我呈现的现身图说。
一直想来亲近南音，却苦于无法接近它，因为它有一套与日常熟语颇有距离的独立话语系统。南音中频显的词汇和语音，令人生出它属于一个遥远时代和遥远国度文化的感觉，但闽南人精心地维护着它，而且一点一点地让外乡人接受它。如同南音乐谱有一套独特的谱字系统一样，泉州人小心翼翼地盯视着它，并早早把它们印刷了出来。西安鼓乐有一大堆手抄的工尺谱本，山西五台地区有一大堆手抄的工尺谱本，冀中地区也有一大堆手抄的工尺谱本，但只有闽南人把乐谱印刷出来。这说明，南音文化不但具有一大堆历史上出现的手抄谱本，而且具有把它们用现代方式保护传播的经济实力，这是中国的其他地方乐种没有做到的，经济发展对一个地方乐种的保护，也由此可见。从这一仅见的现象中，我们又能感受到南音人的独领风骚。泉州市的文化主管部门把它们汇集成册，刊印面世，使人们意识到他们不遗余力保护地方文化的见识和工夫。谈及在学校中开设南音课，让南音子弟，量才操器，比肩进取的政策，更是让人欣悦的事。
大城市中的文化人，一直在为21世纪传统音乐及其未来走向勾画一幅衰落的、似乎合乎时代发展趋势的图景，但是，每当音乐家们长期深入考察一个地区的传统社会时，就会发现，这种由社会进化论模式演绎出来的推论和判断绝对靠不住。许多人预言着传统音乐文化的衰落，从先秦的礼崩乐坏到当代的郑声乱雅，从未间断，那些几乎看不到希望的沮丧和挽歌，始终伴随着历史的凯旋之声。这种预言和忧虑也许承担了许多书斋中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但也多少有些杞人忧天。走进闽南，从那倾城而出、行号巷沸的“踩街”仪式中，又分明感受着民间文化的活力，无论国家意识形态和体制机构怎样变化，一个健康的民间话语系统始终保持着那汪源头的活水。因为人生面对的基本问题——生老病死——永远不变。这是艺术的永恒主题，也是社区仪式的永恒主题，也是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社会中永远都会发现传统艺术长存的道理。这一核心指向，生生不已，演化出不同的表达方式，但其基本理念却长存于世。
泉州人，千万别把你怀中横抱的南琶立起来!那是一块真正的碧玉!
作者附言：今年元宵，作者应邀出席泉州第八届国际南音大会唱，感触良多，回来后写成《感受南音》一文，发表于《中华文化画报》第四期。承蒙泉州文化界朋友的厚爱，拟将此文放在即将新出版的三部“曲谱”的前面。这三部“曲谱”分别是：泉州所辖晋江市文体局编印的《弦管指谱大全》，其中一部为传统的工㐅谱本、一部为简谱本（均为六十五套）。再一部是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印的《泉州弦管名曲选编》（一○○首，又工㐅谱、五线谱、简谱并排十二首）。全部采用电脑编排，精美印刷。我从邮箱中读了他们发来的全部目录、出版前言、编校后语，深为他们（政府官员、文化界人士和老弦友）多年来为保护古谱、振兴南音所作出的重要决策和付出的艰辛劳作，为南音最基本的“指”、“谱”、“曲”构建一个牢固的传承载体所表现出来的敬业和奉献精神所感动与鼓舞，故不敢推辞，权将此文代作序言，并借此机会向执著于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朋友们致敬。
二○○五年九月十四日于北京
（张振涛 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