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30日，我国申报的南音和传统桑蚕丝织技艺等22个项目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人欢欣，举世嘱目。10月12日，我应邀到泉州市出席“泉州南音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庆祝大会”。大会期间，收到郑国权编著的《泉州弦管史话》，回京后在翻阅中不禁勾起我对泉州市政府和文化界人士在八年“申报”过程中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和美好回忆。

  我和郑国权先生相识，缘于2002年10月他带着泉州南音“申报文本”的第一稿到北京来找我。我阅读后，肯定其稿基本符合要求，但希望能对南音的历史渊源“再下一些功夫”，把南音的历史尽量弄清楚，把申报遗产作为推动学术研究的强大动力。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报指南》对申报项目的“历史背景和生存现状”的描述要求很细很高，要充分说明。他认真听取了这个意见，回去后反复修改与补充。几个月以后，他便送来内容充实、图文并茂的第二稿，接着又送来两本他主编的刚出版的《明刊戏曲弦管选集》和《清刻本文焕堂指谱》，以作为“申报文本”的附件。其后几年，他又有《袖珍写本道光指谱》、《泉州弦管名曲选编》、《泉州弦管名曲续编》、《泉州弦管精抄曲谱》、《新谱式弦管曲选编》、《两岸论弦管》、《泉腔弦管曲词选》等书的出版。同时又用新开发的电脑软件，协助晋江市编排《弦管指谱大全》和《弦管古曲选集》十大卷。这些弦管古籍与曲谱的编校出版，都是对南音这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举措，自然受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重视与关注，王文章院长和我先后分别为其中的几部书作序或题词。据郑先生回忆说，正因为是当年听取了我们的意见，出于追溯泉州南音的“历史渊源”的目标，他惮精竭虑去寻找泉州南音的“历史凭证”，又幸得当地政府、文化局的支持和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同仁的协助，才有如此可观的成果。

  郑先生在编校出版弦管典籍与古谱的同时，又对泉州南音的历史与现状的多种问题进行探索与研究。他从泉州南音原称“弦管”为出发点，追溯《晋书·乐志》甚至汉初史书都有“弦管”的记载，从而为这个古老乐种找到了源头；他以泉州南音现存的主要乐器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刊载的乐器图像比照，又与当地近几年出土的古代墓砖浮雕的乐器与歌舞伎图像互为印证，从而论证了南音现存的弦管乐器乃是汉唐的遗制；他通过对明代相关典籍的研究，得出现在广泛采用的弦管工乂谱五百年前就已经是一种十分独特又成熟的记谱方法的结论，并认为其源头则远在唐高宗年代；他又从史料中找到五代后蜀有“弦管诵歌，盈于里巷”的纪载，并从后蜀主孟昶是一位善于制词作曲和醉心歌舞的“君王”，他培养的乐工有139人被选进宋教坊为骨干，而宋皇族又在泉州生活了147年等史料的钩沉中得出了泉州弦管之所以崇奉孟昶为乐神的来由，使这个历史之谜有了一个比较可信的“说法”。

  郑先生对现实弦管活动中的人与事，也都处处留心，详加采录，诸如他亲历的几次海内外南音大会唱繁胜现场的感受、南音在台湾及在海外传播的感人情境、为南音事业做出贡献的学者如龙彼得、丁马成、赵沨、王今生等先贤业绩等等的可敬业绩、吴世忠、李文胜文理合作开发弦管工乂谱直译为五线谱的历史性贡献、国家级南音代表性传承人苏统谋的传承，都曾写成文稿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于今再加上新的撰述，汇编成书，充分显示了泉州南音的古老性、杰出性、广泛性、群众性的特征和非凡的历史文化价值。

  从2002年至今只是短短的八年，但对于千年南音的历史来说，这八个年头却是极不平凡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海内外弦友高度关注弦管命运的重要时刻，也是泉州南音丰富内涵最集中最精彩呈现的黄金岁月。人们将永远记住这八个“南音年”。郑先生是这八年岁月积极的亲历者，同时也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他默默把其中一些重要活动记录下来，汇编成这本30万字的《泉州弦管史话》，于新中国成立六十华诞前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南音成功入选之日正式出版，可谓水到渠成，应运而生。这部书的重要意义在于回答了泉州南音之所以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所有问题，也为人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美好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