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泉州南音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南音学会”在泉州的成立，与“南音大会唱”机制的形成，无疑都是里程碑式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后者是动态的，前者相对来说是静态的。动静结合，互为表里，相互促进，大大推动了南音事业的向前发展。
组织研究社、成立民乐团
大家知道，南音的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内容丰富，但其乐种的历史渊源，音乐形态和众多曲目形成的来龙去脉，在当地的史料中都少有记载。以致有许多问题至今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征询老前辈的弦管先生，得到的回答往往是三言两语，而且都只是“听先生说的”，别的很难深究。论及乐曲内容和艺术技巧，一些人也多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也难怪他们，因为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爱好弦管的人士，多数是工、农、商和普通老百姓。尽管弦管界继承“古士君子之风”，坚持自娱自乐，洁身自好，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依然很低，官府不过问，新知识分子不屑介入。这种状况，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万象更新，才大为改观，弦管的地位和弦友的处境才随之改变。1952年，泉州市（今鲤城区）文化馆馆长许谷芬等出面组织原市区三个弦管馆阁----回风阁及其俱乐部和升平奏的主要成员，成立泉州市南音研究社（按：当时为何要把继往开来的专称 “弦管”改为泛称南方音乐的“南音”，因过半个世纪，人事全非，无从稽考）。名师何天锡任社长，庄咏沂、陈天波为副社长，林文淑为组织委员（后接任社长）。研究社经常开展演唱活动。庄咏沂、王振声的学生陈玉秀的执拍而歌，开启了弦管中有女弟子的先河，结束了几百年来女性不准踏入弦管门槛的禁忌。
泉州文化部门在五十年代做了这些工作，就为成立专业乐团准备了条件。1960年，王今生（1915-2009）从省侨办调来泉州市任市长。他出身于弦管家庭，父亲是唱“过支曲”的领军人物。王今生18岁出洋谋生之前，曾从父兄那里学习了不少指套和散曲。他热爱弦管，当了一市之长以后，更深知保护和传承弦管的意义。于是他向省文化局局长陈虹当面提出创办南音乐团的请求，理由一是要抡救和保护这种流传久远的文化遗产，二是要尽快培训一批新生力量。陈局长完全赞成，当即同意，并表示给予经费补助。局长提议乐团不但要有弦管，而且也要包含“笼吹”和“十音”等民间音乐。因此乐团定名为“泉州民间乐团”。
乐团成立后，聘请名师何天锡、庄咏沂、陈天波、苏友福、林孙雄、吴镜水、吴萍水、许显举、邱志竹等为教师，一方面吸收、培养马香缎、杨双英、黄淑英、苏诗咏，萧荣灶等一批优秀学员；一方面整理编印《指谱大全》。并经常在群众中演唱传统曲目和新编曲目，受到热烈欢迎。应该说，有了南音研究社和民间乐团的相继成立，直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前这14年的历程，泉州南音才可以说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弦友们才能以新文艺工作者的身份活跃在舞台上，光荣地出席省、华东和全国性的音乐工作会议，参加文艺调演，甚至出席全国文代会等。但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一横扫，弦管变成“四旧”，唱传统曲目便成为罪过。南音园地一片荒凉。幸得十年浩劫终于结束，经过拨乱反正之后，南音事业也随之复苏，进而有各种各样的演唱活动 。
新的契机，新的开端
在海外，一个南音复兴的新契机悄然出现。1977年，新加坡泉籍华侨丁马成首创举办“亚细亚南音大会唱”，震动了海内外弦管界。消息传来，泉州市有关部门和弦友们深受启发与激励，遂决定迎头赶上，于1981年元宵举办首届泉州南音大会唱。1983年，丁马成率领新加坡湘灵音乐社赴英国参加民族音乐比赛，清唱曲《感怀》和器乐曲《走马》双双得奖。丁马成为此编印了一本纪念刊物，图文并茂，介绍节目内容、得奖情况和评委评语。此时王今生已回到原领导岗位，任泉州市委副书记。他看到丁马成送来的纪念刊物，感慨万千。尤其是看到马香缎从新加坡带来一篇署名彭松涛的文章，题为《发扬南音》。这篇文章从学术研究角度纵谈泉州南音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价值，令人耳目一新。后来获知，彭松涛是泉州罗溪“山顶彭”旅居新加坡华侨的子弟，所以写起故里的历史文化充满激情和探索精神。王老向王爱群、吴捷秋等戏曲界人士推介这篇文章，他们读后共同深切地感觉到，作为南音的故乡，不能只停留于一般性的弹唱，或满足于整理刻印多少曲目上面，当务之急，是要把对南音的学术研究开展起来。恰在此时---1983年5月，赵沨先生因公出差来到泉州。他是王今生早年在新加坡从事革命活动的战友、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他是为民族音乐而来的。缘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音乐理事会”，决定要编一部世界。他考量新音乐史《在人类生活中的音乐》，亚太地区当以中国音乐为主，于是教科文组织和中国音协委托赵沨主持这项工作了全国现存的各个古老乐种，想到了南音，于是他专程来泉州考察。几十年没见面的老战友，一谈就谈到同－个主题上去。真是天缘凑巧，不谋而合。当晚就一道去听南音演唱。赵老听后兴奋之余，欣然命笔，写下这段掷地有声的题词：
南音是一部活的中国音乐史，从乐器、律制各方面都可以追溯到晋唐时代，故而继承、保存它，是造福子孙万代的事。
八三暮春•赵沨
1984年元宵节，泉州市举行第三届南音大会唱，同时举行南音学术座谈会。赵老应王今生之约，偕同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杜力和一大批专家学者，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他写道：“晋人南渡千年后，为寻乡音又南来”。赵老亲自主持连开了三天的南音学术座谈会。他在开幕式上作主旨讲话和在闭幕式上作小结发言，提议成立中国南音研究会，开展“南音学”研究。他的倡议，得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这就为“中国南音学会”的成立，做了舆论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再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和报批，1985年6月4日，一个隶属于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中国南音学会”终于在泉州成立。赵沨被推选为会长，王今生、王爱群、朱展华、陈天波、赵宋光、黄翔鹏为副会长（全部理事、名誉理事75人）。在会议期间，赵沨发表《为什么要建立“南音学”》一文，为学会确立了宗旨和努力方向。时过6年，南音学的研究，已取得可喜的成果。于是，第二届南音学术研讨会于1991年10月14日在泉州召开。是年赵老已届75高龄，仍然前来泉州主持会议，作了开幕词。
1998年12月2日，笔者与吴世忠去北京，特地去赵老家中拜访他，向他报告南音工㐅谱输入电脑并直译为五线谱获得成功的情况，送呈清样数百张，请求作序。他非常兴奋，畅谈半天，欣然答应。翌年5月，他果然写好序言并附一封短信，寄到泉州来。短信说：
世忠同志：因病不能用心地写序言，只好凑上几句，聊以塞责，附上，请斧正，如不合用，弃之可 也。问好文胜同志，我尚无力拜读他的文章，至歉。病后手战不能作字，祈谅。
赵沨 顿首，五月二十日
（按：赵老写信的时候，世忠已因心脏病突发逝去一个多月，因不忍告知赵老，他仍如约为之作序、写信）
赵老时年84岁，德高望重，对泉州两位中青年教师如此谦恭有礼、如此器重，既表现出他一代宗师的大家风范，又一次洋溢着他对南音事业的一往情深和殷切希望。
2000年5月23日，赵老作序的吴世忠、李文胜合作用电脑输入工谱并直译为五线谱的《南音名曲选》，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举行发行座谈会，赵老抱病出席，并站着发表语重心长的保护民族文化的讲话。
旁征博引、真知灼见
2001年9月1月，赵老因心脏病再次发作而逝世。
在他逝世一周年的2002年9月1日，王今生以中国南音学会的名义，自费编印《赵沨先生与泉州南音》一本纪念册，分送本市及北京、福州等地的文化界人士和有关部门。这本纪念册收录赵老有关泉州南音的题字和6篇讲话、文章及序言。这些文字，是中国音乐学界元老对南音的学术评介，是－位学术耆宿对建立南音学的建言和展望，很值得重视和学习。为便于弦管界朋友学习借鉴，笔者不揣浅陋，冒昧将赵老关于对南音的论述原文，作个摘要归类于下。
－、南音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是我国民族音乐宝库中的瑰宝，应把它放在中华民族整个音乐历史中来研究。
赵老在《博览以精阅，凭情以会通》一文开头说：
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有着久远的历史。公元前五世纪的战国时代，音乐文化已经达到了惊人的高度。湖北曾侯乙墓发掘出来的乐器，证明了当时的乐律学和乐器制作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两千年以来，历代的史书中都有关于音乐史料篇章，其他文献著述之多，在世界上是数量最为巨大的。遗憾的是，古代许多音乐作品失传了。
但古人说过，“礼失求诸野”。假如对历史作逆向性的研究，则从现在保存于民间的音乐进行研究，再追溯到对古代音乐的研究，“博览以精阅，凭情以会通”是大有可为的。
福建南音音乐和北京智化寺音乐、西安鼓乐、开封大相国寺音乐、山西五台山音乐以及数以万计的民歌和民族器乐音乐、戏曲、曲艺音乐，都可以说是我国民族音乐宝库中的瑰宝。鉴古而知今，如果再加上对我国兄弟民族音乐的研究，便可以推论出我国远古音乐文化的面貌。
二、南音的历史问题，因为它源远流长，多层积淀，所以用‘活化石’来比喻。
赵老在《中国南音学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开幕词》中说：
关于南音的历史问题，自从中国南音学会成立以来，国内外音乐学者都提出过许多重要的意见：一种说法是前期的南音源于唐代的燕乐歌曲和五代北宋的细乐；一种说法是南音肇基于五代，形成于宋代；另外一种说法是，南音蕴育于唐宋以前，形成于元明，发展于清代；还有一种说法是南音奠基于五代以前，成形于宋元，成熟于明清；这些说法都有各自的依据。但是，这些意见虽然有小的分歧，但大体上又有相一致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正是由于南音源远流长，从某个特定的角度来考察，确实都可以言之有据的得出各自的结论。
如果从音乐形态学——乐律学的角度，可以证明南音的乐律学特征，和先秦的特别是楚音乐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从这一点来立论，我们可以说，南音肇基于先秦。如果我们从南音的乐器来看，强调“执节者歌”这一点，便可以说，这和汉代的文献正可相互印证；如果从音乐图像学的根据来看，南音的拍板和五代蜀主王建墓上的浮雕图像恰好相附，同时，印证五代、南唐《韩熙载夜宴图》上的图像也完全一致，但重修于宋太平兴国二年的开封繁塔上的乐伎雕像手持的拍板，却是由六块木板制成的，和南音所用的拍板形制上又有了差别，这三项宝物在年代上相距不远，我们根据哪一项宝物来判定南音的时代呢？南音所用的琵琶，从演奏的方式来看，已经属于琵琶发展中期的形制，敦煌壁画和其它大量资料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乐器的形制基本是四相九品，演奏的姿势是斜持，这可以说，南音的琵琶和隋唐时代的琵琶大致相同，但是，南音所用的二弦又和有文献记载的宋代奚琴一致，那么，我们是根据琵琶说南音与唐代有关，还是根据二弦说南音源于宋代呢？如果我们从曲体上来看，南音和唐代大曲有着密切关系，而南音唱段中的散曲又和宋代的曲子词有关，但又有大量的唱段和南宋的南戏相一致，那么，我们说南音肇基于唐、肇基于宋都可以找出许多言之成理的论据。如果我们从南音的记谱法来看，这肯定是和明清成形的首调唱名法的工尺谱不同，但它和宋代的俗字谱又不完全一致，却和可能与唐代乐谱有关的西安鼓乐谱相近；如果仅从唱名法来看，南音所用的固定唱名法又和北京智化寺音乐、西安鼓乐和河北固安屈家营农民音乐会的唱名法基本一致。像这样，我们还可以提出许多如果，比如说，如果把南音的尺八和唐代传入日本的尺八相比较的话；如果从南音所用的音韵和我国中古时代中原音韵相比较的话等等等等。
我曾经用“活化石”的比喻来叙说南音的历史，看来，南音正像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不同时代的文化层一样，南音保持着我国音乐史上不同时期的遗存。
赵老又在为《南音名曲选》作《序》说：
我曾经把南音称之为“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我的意思只是说，在南音的乐谱和表演中，仍然保存着中国音乐文化发展漫长时期的许多历史的信息，本来，文化就是一种历史的积淀物，南音的历史可能是从汉唐一直到明清，上千年音乐文化层的堆积，由于文献的不足，也由于考古发现的缺少，以及我们研究工作的不力，因而，对南音的历史也很难作出比较明确的界定。
三、泉州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存，应该把南音的学术研究很好地开展起来。
赵老在1984年2月南音学术座谈会上作《应该把南音的学术研究很好地开展起来》时说：
从历史学上说，自晋人永嘉衣冠南渡，到五代的第二次南迁，到宋代的两次南迁，中原移民来到泉州安家落户，同当地原来的居民融合成为一体，这是历史的事实。我是河南人，我很光荣，我们还有亲戚关系，我的同乡王潮、王审知，是从河南光州，现在河南的南部，到你们泉州来的，我生得晚，没有能跟他们一块来。这是历史常识。
泉州保存有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许多历史悠久而宝贵的文化艺术传统。因为当时的衣冠南渡，所谓衣冠人士，那些知识阶层，不能说只带来一些弓箭呀、长矛呀，只带来一些武器，他们不能不同时带来文化。王潮、王审知在泉州是大有作为的。他们在经济上、在政治上都有成就，当时肯定带来中原的文化，这是我们应该进行历史学的考察和研究的。有许多文化艺术的历史源流问题有待于我们很好地进行考证的工作，通过考证和研究工作，来把这个源流弄清楚。
从音乐史来说，很清楚的，直到现在，南音所用的琵琶还是横抱的，而不象北琵琶是竖抱的。我们这里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是横抱着琵琶。我们现在看敦煌壁画和汉魏石刻上的琵琶，也都是横抱的。过去北方人的琵琶是骑在马上弹的乐器，琵琶的南传，可以肯定是从中原传来的，至于是在什么时候，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很多研究工作。这是个例子。还有没有呢？还有，现在全国只有泉州保存的二弦还有奚琴的遗制。奚琴的历史，向上推应该上溯到汉魏，向下推到晋代。这个乐器在南传之前，在北方就一定在民间流传很久。奚琴的遗制，现在只有在南音中还保存着。这是常识，一看就知道。又如南音的洞箫（尺八），一看就知道是汉唐遗制，跟现在北方的洞箫不同，南音的洞箫保存古代的遗制，也是一目了然的。我们应该把学术研究工作很好地开展起来。在座的亲爱的同行们，我们都是来做学生来的，很好地来向南音界学习，来进行一些考证工作，来进行一些研究工作，使我们能够找出端绪来，找出这部中国音乐史的头绪来。这个工作，在目前是有可能做到的，在解放前则是不可能的。音乐过去被看做无关国计民生，有没有它都死不了人，不妨碍穿衣吃饭，在旧社会是无人过问的。中国大概从宋代以后，戏子、吹鼓手是下九流，死后是不能入老坟的，在河南是不能进祠堂的，不管你是多么著名，死后不能埋在老坟去，不能够进祠堂。因此，在旧社会对南音不可能有任何研究，而现在我们有可能。近几年来，我们更有可能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因为我们有了各方面成就 ，如历史学方面的成就，古汉语研究方面的成就，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开展对南音、南戏的历史渊源的考证。在座的黄翔鹏同志、何昌林同志，他们已经从音乐形态学方面来进行许多研究工作。从形态学来说，无论是律学，无论是调式体系、宫调体系各方面，黄翔鹏同志、我们的专家们，进行了很多的考证研究工作，来把南音、南戏的传派（承）史从历史文献上的点滴的记载，加以整理和研究，从而逐步地得出我们现在认为比较可靠的结论。对于我国各地很多现在仍然还活着的、和南音有密切关系的地方乐种，如来自西安城隍庙的鼓乐、北京智化寺的音乐、开封大相国寺的音乐、五台山青黄庙的音乐等等，这些地方乐种跟南音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经过整理研究，加以比较，是可以得到一些头绪来的。近年来，我们对民族音乐的研究工作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因为我们已经具备有很好的条件。我们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土地上，这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土地，现在科学研究工作正风起云涌，我们有条件来发展民间音乐研究这门学科。
……
对南音的研究工作，我们现在碓实有条件来进行了，我们一定能够做好这项工作的。赵老在座谈会闭幕式上又讲了话。他说
……我们都共同认为，我们的文化历史是以长安、河南洛阳为中心的，而辐射性的向四面发展，促进了我们文化群的形成。我们光辉灿烂的文化无愧是世界上最优秀最古老的文化之一。这个文化，不应该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来失掉，或者是毁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将作为历史的罪人而载入史册，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我们在座的所有音乐工作者、文史工作者，都有这样一种义务和责任，把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来的优秀文化保存下来，整理继承并且发扬光大。为此，我第二个倡议是，承泉州的同志们的邀请，我们得以在这里聚会，我建议成立一个南音研究会（全场鼓掌），如果朋友们、同志们、侨胞们赞成这个倡议，我们就可以先组织筹备会，考虑在今年中秋节成立中国南音研究会，同时举行学术讨论会。（全场鼓掌）我再提出一个建议，我们委托泉州历史文化中心来作我们中国南音研究会筹备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办理有关筹备工作。关于学术研究的题目方面，我建议以黄翔鹏、李西安、何昌林三位同志为主，来规划一下，拟出题目，再请王爱群同志等一起把它确定下来。根据我们现在的条件和能力，我们有可能在中秋佳节举行第一次论文宣读会，宣告我们的中国南音研究会正式成立，外头还可以放放鞭炮以示庆祝。
四、为什么要建立“南音学”。
赵老在1985年6月“中国南音学会”成立时撰写了这篇文章。全文如下：
南音是我国古老乐种之一，不仅在我国操闽南方言的区域流传，而且在东南亚各国也广为流传。
这是年代久远的音乐文化积累层，有的同志从乐律、演唱方式比较研究直溯秦汉；有的同志从律学、乐器比较研究上溯晋唐；有的从曲目、表演比较研究上溯宋、元；……总之，这一问题显然聚讼纷纭，迄无定论。但从历史学、音乐考古学进行研究是个巨大、重要的课题。
其次，南音保存有不少乐谱文献，而且其中大部分历代相传，演奏、演唱至今，因此对之作出音乐形态学，包括乐律（音体系）、乐曲、乐语、乐器、乐神等各方面的研究完全具备可能，且内涵丰富。仅乐律一项，即可与楚律（曾侯乙编钟）、燕乐律、清商律……许多有深远意义的律制进行比较研究。
再其次，南音与中国古代戏曲关系异常密切，不仅与宋杂剧之类剧目有关，与历史上的弋阳腔的关系值得深入探讨，而与木偶、梨园等地方戏种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当然，我们不能武断“曲在剧前”，也可能是元、明时期南音吸收了梨园和木偶的唱段；但也不能排斥“曲在剧前”的规律，宋代是先有说书然后才发展而为杂剧的。当然，这其中可能有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情况。因此，更需要我们对之进行深入、专门的研究。
还有，南音与其他历史遗留下来的古老乐种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如比较可能有近亲关系的开封相国寺音乐，西安鼓乐；可能有远亲关系的北京智化寺音乐，山西五台山音乐。这些乐种由于当代许多学者的努力，都已有初步的搜集整理，可为我们与南音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必需的优良条件。
还有，大家公认，闽南方言保留不少中古时代中原音韵，而闽南南音演唱，对于音韵要求极为严格，正为从音韵学对南音进行考察提出了可贵的依据。
还有，南音的表演艺术（演唱和演奏）保存着大量的宝贵遗产。比如，唐代琵琶聚讼纷纭的“定弦法”问题，南音的南琵琶还可提供不少活的资料。
还有，南音的社会生活和音乐生活中都有着社会学、民俗学上的研究价值，对于研究人类生活中音乐的地位、作用、价值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总之，对南音的研究，不是音乐学一门学科单独可以完成的任务，它与历史学、戏曲学、音韵学、民俗学、社会学以至宗教学都有着交叉的关系。从纵向说，与历史学、文学史、戏曲史、乐律史、音韵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乐种史、国内移民史、乐器史有关；从横向说，与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则有密切关系。其最有利的条件是，一方面南音保存于闽南地区、台湾地区，直到东南亚地区的活的音乐生活之中，另一方面是南音保留一定数量的文献（各种指、谱的版本、抄本），在历史文献中（特别是地方志、野史、笔记、诗赋中）更有大量的材料，具有可供研究的充分对象。
从音乐学的观点看。从史学上，南音源远流长，至少可以上溯晋唐，其与后蜀、南唐的文学、音乐渊源更有重大意义。在乐律学上，可与先秦律制、唐乐律制（音体系）作重要的比较研究；在乐器史上，“南琵琶”、“尺八”、“二弦”、“拍板”等都有着乐器史上重大线索；在演奏、演唱艺术上，也有许多可以着力的部分。
总之，南音在经历许多朝代，历经丰富、发展的历史的长河中，用地（理）学、考古学的术语来说，它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文化积累层，在研究方法上，既要有宏观的考察，也要有微观的研究，正因为它是年代久远的文化积累层，或者说是中国音乐史一个侧面的活化石。故而历史唯物主义应是我们的根本原则，比较音乐学（音乐民族学）、比较音韵学的方法应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在任何结论中，切忌片面性，即不能“执其一点”，更不能“不及其余”的妄作结论。所以，南音的探索、整理、研究工作，应该而且必须引起我国音乐学家高度的珍视和重视。
另一方面，因为它是一个跨学科的课题，不是音乐学一个学科所能担负、完成的任务，必须请求有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与音乐学家共同努力，以完成历史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为此，我建议建立“南音学”这门学科。
五、南音学的研究方法和南音学研究已有令人快慰的成果。
赵老在《中国南音学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开幕词》中又说：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从上古时期各族间就开始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上古时期不仅有“四方之乐”，还有不同民族的“八风之乐”；传说中的颛顼氏是黄帝的孙子，但他出生于巴蜀之地的若水，却活动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南方的楚文化和中原不同，但楚人却自称为“高阳之苗裔”；汉代宫廷的“房中乐”中却有楚声；魏晋南北朝在政治上是南北对峙，但音乐上“清商乐”中杂用楚调，而清商乐又是汉代“相和”向南传播的结果；鼓吹乐本是北方鲜卑族的音乐，汉代却盛行于中原，南朝梁代的鼓吹又沿用了北方鼓吹，南朝陈代的“箫鼓”也是北方的“代北”；隋唐时期一方面是中原音乐和西域音乐的融合；大唐雅乐一方面用了南朝梁、陈旧乐，并杂以吴楚之音和北朝周、齐的胡音；近古时期的戏曲音乐更是一个南北合流的产物，正如明代王骥德所说：“曲之有南北，非始今日也。”虽然，他强调了南北曲的差异，结论却认为南北曲“同一师承”，北宋杂剧北流到金代的大都，宋杂剧发展为金院本；被称为南戏的温州杂剧、永嘉杂剧虽然早期仍称之为宋杂剧，但音乐上却是“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
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大陆各民族就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交流和融合，历史学家司马迁和扬雄都说夏代的禹帝是羌族，而羌族早先居住在云南，经过中原又迁入西部，云南省最早汉化了的人大多和汉族联合反对藏人，有时又联合藏人反对汉人，而这是发生在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时代。晋代时中原人大量南迁福建，南宋时中原人又南迁浙江、福建和广东，这都说明了中华民族的形成，正是由于中国大陆各民族间长期的交流和融合的结果。音乐文化上也同样如此，各族各地域间都存在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情况，所以，在音乐文化发展上，有南音为北乐所用，也有北乐为南乐同化，南戏曲音乐中，昆山腔第一个成功的剧目是《浣纱记》，但其中男主角唱北曲，女主角却唱南曲。中古时期，西域音乐的东传，并对中原音乐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清代的乱弹其中高腔和梆子腔和后来的皮黄腔，不仅是南北合流，而且也是东西合流了。总之，中国音乐自古至今，虽乐有南北，声有东西，但流传中既有北乐南传，也有南乐北化；既有西乐东传，又有西乐中化，这种音乐文化的相兼互融，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经久不衰的共生共荣的文化系统，历史上的周秦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滇文化……融合而成的汉文化，又和中国西部直到中亚地区的西域文化，形成一个共生互融，互补互成的数以千年计的音乐文化系统。所以，南音音乐中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况，一方面说是不足为奇，另一方面证明了我们提出的建立“南音学”这一学科的必要性。值得快慰的是，晚近，福建省的音乐学家在南音研究上，做了许多基础工作，比如，南音和福建的地方戏曲（梨园戏、木偶戏、竹马戏等等）的关系，过去有些人认为南音音乐的构成，不少源自地方戏曲，因而得出了南音发展的成熟期在明清时代，福州的王耀华先生对曲目、音乐做了细致的分析，初步得出了福建地方戏曲是从南音吸取营养的，这个结论令人信服的，因而通过国内外学者对南音作宏观的考察，福建的学者对南音作微观的考察，这必将对南音的研究做出更完美的贡献。
赵老在1999年为《南音名曲选》写的《序》又说：
总之，对南音的初步接触，便可以使我们得到两个论点：
（一）中国的音乐理论是中国音乐实践的总结。因而在研究工作上，绝对不能用西方音乐理论概念的框框来生吞活剥地用来解释中国音乐。所以，管门不等于调，板撩不等于节拍。
（二）南音的历史源远流长，对之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大问题，也是律学、乐学、旋律学、曲体学以及音乐美学的重大问题。需要我们动员一切力量，团结一致，开展有规划、有计划的研究工作。
吴世忠先生和李文胜先生合作，研制了南音工尺谱直接翻译为五线谱的电脑软件，并编辑《南音名曲选》一书，这是一项具有开拓意义的基础研究工作，对后人根据乐谱进行南音各项学科的研究和学习提供了方便的条件。特别是吴世忠先生对南音的润腔和识谱分别进行了分析，更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如果，让我坦率地提出什么建议，我只想说，在把南音工尺谱直接译为五线谱的时候，不要完全按照小节的重拍作为板，弱拍作为撩的记谱法。必要这样记的时候，可以把小节线改为虚线，这虽然是一件末节，但牵涉到如何正确理解中国音乐的板眼问题，故具体提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鉴于吴世忠先生十年如一日地刻苦工作，新加坡湘灵音乐社、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的伯乐精神值得敬佩，故乐之序。
贡献巨大、影响深远
从上述的情况和所引资料可以看出，赵老从1983年至1991年四次来到泉州，为成立中国南音学会、开展南音学的研究，做了大量的组织推动工作，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真知灼见，其贡献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归结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对南音形成一个全新的认识，从而确立南音的重要价值和独特地位。
泉州南音原来被认为是自娱自乐的民间音乐，加以用泉州方言演唱，所以长期来是“养在深闺末人识”。新中国成立以后，地方政府文化部门把他们组织起来，加以扶持，才有了初步的发展。六七十年代虽然同样经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但拨乱反正后又重获生机。80年代初，在海外刚刚兴起的南音大会唱的推动下，泉州市（今鲤城区）也举办了两届南音大会唱。但也只限于演唱演奏，为增进乡情、友谊和为发展经济“搭台”而已。况且此时的民间南音班社，还处于零零落落状态，即使是唯一的专业乐团，也被列为一般表演团体，甚至归于“曲艺”。
可是赵老的到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从以上摘引的文章可以看出，赵老以他渊博的音乐历史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来审视泉州南音、论述泉州南音，从而论证了“南音是－部活的中国音乐史”或“中国音乐历史的活化石”，这就为泉州南音确立了在中国古老乐种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价值。
二、对南音研究进行重新定位，从地方性的小题目上升为全国性的大课题，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机构，开展南音学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学术成果。
泉州虽于1952年成立南音研究社，但只有弦友们的演唱交流切磋，并未开展真正学术意义的研究活动。1983年，在新加坡湘灵音乐社从英国得奖和彭松涛论文的促动下，王今生和文艺界人士，才产生研究和弘扬南音的紧迫感，设想成立一个地方性的研究机构，但要从何着手，尚不明确。赵老的到来，经过认真观摩、考察和三天的学术座谈会之后，他提议成立“中国南音研究会”，最后决定成立“中国南音学会”。他的提议，确实是高屋建瓴，令人振聋发聩。王今生和地方文化界人士感到几分吃惊、喜出望外。他们再一次感受到赵老毕竟站得高、看得远。因为泉州南音既然是中国幸存的几个古老的乐种之－，历史悠久，积淀深厚，覆盖面宽。如果只局限于－个小地方来开展南音研究，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应该把它放在整个中国音乐发展历史的大背景下来研究，并在与中国其他古老乐种的互为比较中找出线索，才会理出头绪来的。而且，正如赵老说的“对南音的研究，不是音乐学－门学科单独可以完成的任务，它与历史学、戏曲学、音韵学、民俗学、社会学以至宗教学都有着交叉的关系。”有了这种认识，有了这些理论支持，“南音研究”自然应该成为全国性的课题，成为全国音乐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所以说，中国南音学会的成立，是应运而生、名至实归的，是适应时代的要求的。
中国南音学会在泉州成立，就把全国音乐学界的眼光吸引到南音上来，把北京、上诲、广州、吉林、辽宁、陕西、河南、甘肃、河北、江西、广东、新疆、黑龙江等省市和港、澳、台，以及海外的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大批的专家学者吸引到泉州来。其中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黄翔鹏和研究员章鸣、鲁松龄，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林石城、袁静芳，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李西安、何昌林，广州音乐学院院长赵宋光，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李健正，武汉音乐学院教授杨匡民，本省的厦大、福师大的教授黄典诚、周畅和王耀华等。他们先后在会上的发言、提交的论文及资料共50多篇。它们从南音的历史渊源、乐律乐制、乐谱乐器、古语古韵、乐神崇拜，南音与各个古老乐种的比较，南音在海外的流播，以及若干名曲的文化价值与艺术特色等等，都作了深入的探索和充分的论述。而本市的音乐工作者和研究人员王爱群、吴世忠、李文章、陈枚、洪明良、王振权等也从南音实践到理论探索所得，为学会提供了－批论文，并有机会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同堂进行学术交流、当面请教切磋，获益非浅，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王爱群于1988年在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等合编、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南戏论集》中发表了《泉腔论》长篇论文。吴世忠撰写了《自成体系的福建南音工尺谱---兼同王耀华、刘春曙商榷》－文，受到黄翔鹏的重视，亲自写信约世忠到北京住在他家中，边讨论边修改，终于成文发表于《中国音乐学》上，以后又评为优秀论文三等奖。这是泉州南音研究者首次在全国音乐理论学术刊物上发表并获奖的头－篇论文。从此，泉州弦管界开始了从重视演唱实践到重视学术研究的跨越，其深远意义将日益彰显出来。
三、从中国南音学会成立前后、南音学术研讨的开展到历届南音大会唱的举行，泉州南音才逐步被认识、被赏识，才被作为民族艺术瑰宝，才堂堂正正地走出泉州，走出福建，进入北京作为“华夏正声”，献给首都听众和进入音乐界的最高学府。时在1985年4月，中国音协、中国曲协、中国音乐学院、全国政协文化组、统－组和福建省文化厅联合在京举办第三届“华夏之声”音乐会，泉州南音被邀作专场演出；中国音乐学院歌唱家万馥香、王苏芬分别客串演唱从泉州学去的名曲《元宵十五》、《望明月》；该院出席泉州南音学术座谈会的何昌林作报幕讲解，使这埸古老又陌生的音乐会，立即为听众倾心接受和热烈欢迎，引起巨大的轰动效果。专家认为南音格调高雅、旋律优美，是保存中国古代音乐文化最完整的大乐种。作为国宝，当之无愧。随后，泉州南音乐团在全国政协礼堂和人民大会堂分别各演一场。
这些情况说明，中国南音学会从酝酿成立至正式成立以来，无疑是南音发展史上一段辉煌岁月。在这期间，泉州南音访港、访台、访外交流演出的频频出动；第四至第七届南音大会唱相继举行；同时南音学术研究仍在继续进行，一些珍贵的弦管典籍如《明刊戏曲弦管选集》、《清刻本文焕堂指谱》等先后被发现并编校出版。正因为有这样扎实的工作和雄厚的基础，所以跨入新世纪的200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亚太文化中心”推荐“十项民间表演艺术”进入数据库，把泉州南音列为首位（泉州梨园戏、傀儡戏绍其后），而中国音乐学院再次关注泉州南音，遂与泉州市人民政府联合启动“中国泉州南音年”。在这个良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中，泉州市政府启动“泉州南音”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候选项目”，确实是众望所归，水到渠成，其申报文本现已被文化部通过入选待报。因而，泉州南音成为非物质的世界文化遗产的愿望，迟早可以实现。
不厌其详地回顾泉州南音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五十多年的历史，目的在于说明，优秀的民族文化是生存在人民的感情深处和融化在血液之中的，只要有人群的存在，它就不可能消亡。即使处于逆境，甚至被列为“四旧”要加以扫除之际，也仍有许多人悉心加以呵护（曲簿藏之深山或埋于地下者大有人在，或以唱“样板戏”为名而细声哼弦管曲），“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有机遇，就会有志士仁人出于良知为之奔走呼号，加以扶持弘扬，从不放弃，从不间断。其中有泉州有关部门及其领导干部和海外弦友，他们都是有所作为和贡献的。那种以为南音向来无人关心过问、如同一片废墟一样的议论，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故把众所周知的一些事实，罗列于中国南音学会成立的前前后后，以正视听，并为今后的研究者备下一份基本史料。
附注：文中引用赵老讲话与文章，均据中国南音学会编《赵沨先生与泉州南音》；中国南音学的成立及其前后情况，承蒙九十高龄的王老提供并审阅初稿。
2004.年11月.初稿，2005年1/9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