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余承尧先生（1898—1993）生于福建永春县洋上村，幼年家境困苦，四岁失怙，由祖母抚育成人。十四岁时方得入学。中学毕业后投笔从戎。1920年东渡日本，于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又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钻研战术。返国后服务军旅，1946年以中将退伍，1950年辗转到台湾，经营药材生意，余暇则读书、作诗、作画、写字自娱。他从56岁开始作画，是自修成功的画家、书法家及诗人。
1989年10月2日，年过九旬的余承尧，在义女的护送下返回永春，探望40年未见面的家人乡亲。1991年年初在厦门美仁新村购楼定居，1993年4月4日，以95岁高龄安逝于厦门。
余承尧当年在日本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了南管（弦管），后终其一生，成为弦管迷，而且是一位南管专家，后半生的心力都奉献在南管文化上。
（以上内容据网上资料整理）
1972年12月，台北《中国乐刊》双月刊二卷四期，发表余承尧《南管音乐问答》一文。1978年，该文为台北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编入《余承尧的世界》一书出版。2006年，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准备编《两岸论弦管》一书，承蒙台北友人惠赠该书，得以转载此文。
余承尧先生这篇《问答》，为我们留下大量重要的历史信息。他“终其一生，成为弦管迷”，其起点不是在故乡永春，反而是当年留学日本时，听到日本同学的唱奏，而且指出是“明朝魏君山曾携带乐器十五件，先在长崎，后在大阪等处教授彼邦人士”的。如今虽然很难查到“明朝魏君山”其人其事，但弦管文化遗存在日本，却是余先生亲身所见所闻，是完全可信的。
余先生年过半百后定居台湾，随即与弦管结缘，入乡随俗，也称弦管为南管，但在这次问答中，仍然处处提到“弦管”，而且回忆故乡永春弦管音乐的普及，所以民风淳朴，百姓循规蹈矩，反观当时台湾社会，呼吁必须用礼乐来教育为非作歹的青少年。
余先生在问答中还用很大篇幅，回顾弦管文化在泉州的历史渊源及历代文人为其增益，其中有一段云：
朱文公就曾说：“天旋地转，闽为东南文化中心”。有了此种优良条件，泉州在这个时候设立了翰林院会馆，专供研讨音乐与戏剧之用，把宋朝宫廷音乐（当时叫做教坊）大部分移来，作为正当娱乐，同时培植了许多不留名的作曲家、填词家，介绍最流行的唐宋大曲、古琴曲与词调。
其中提到“翰林院会馆”，以前曾听说过有多种会馆，未闻有“翰林院”之称。缘于“翰林院”在京都才会有，府县未必敢僭越。泉州史上有个文人会馆，原址在今市区玉犀巷，1949年以前称为镇雅宫，曾经是三青团团部，后改为同乐会，1960年代前后改建为房管处，现为白蚂蚁防治站。它是不是“翰林院会馆”，无从证实，幸得市博物馆尚保存一方巨型的《温陵文昌庙碑记》，碑文记载该庙于清道光年间因年久坍塌重修。撰文者为翰林院庶吉士苏廷玉，书写者为道光辛卯科亚元郑以铨。余先生说的“专供研讨音乐与戏剧之用”的“会馆”，是不是就是这一座？但另一传说，称该庙因火灾后而重修，而且火灾中把“音乐与戏剧”的资料全部烧成灰，以致泉州明清时期的音乐与戏剧史料荡然无存。近几十年来，我社先后发现的几部明代刊本，无不是来之于海外图书馆的珍藏品，多少可以反证这个史实。再说，所谓“翰林院会馆”，也许文昌庙重修之前，曾经是翰林、进士、举人等名士雅集的场所，尤其是重修并为之作碑文的正是翰林院庶吉士苏廷玉，所以民间随称之“翰林院会馆”也是可能的。这一切，如果不是生于十九世末的且年岁近百的余先生的回忆并留下此文，这些如烟的往事是难以钩沉的。
余先生在问答中，还感慨“国内学习西乐者，似乎就没有一人过问过南管为何物”。他说那时反而是西方多位音乐家到台湾研究南管（弦管）文化，他所引“美国当代第一作曲家福文纳期献给台湾乐坛的一篇文章”最值得注意。福文纳期在文中表示：“我怀着极为崇敬和谦恭的心情，来接触亚洲的音乐。在孩提时代，我曾错误地被教导巴哈为音乐之父（按：巴哈也译作巴赫，1685-1750，德国音乐家），……因音乐的起源，实际上早得多，……其中最优越的支流，可能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一支，那就是七百年前中国唐朝（按：如果是唐朝，不是七百年前而是千年前）弦管乐。”
按语写长了，但引文仍不免挂一漏万，希望弦友网友们拨冗读读余先生全文。他48年前回答弦管文化中的若干问题，对于今天我们认知弦管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仍然非常有意义。
南管音乐问答
（台北）余承尧
什么叫做南管?
在晋朝，南管叫做丝竹，亦名弦管，又称五音，这是因我国音乐的组成，从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而来，但两个半音的变宫、变商，不计算在内。半音仅在转调时用，名之为折字。弦管盛于南朝（江南），故又名之曰南音。上述弦管、五音、南音三个名称，闽南人士至今仍照样称呼，不过叫弦管的较多。至于南管的名称则是本省人对其他音乐北管的对称。弦管亦有名之为郎君唱，因早期学弦管者多为仕宦子弟，普通人学习较少，而仕宦之家的子弟，自汉以后概算为郎君，所以称为郎君唱。
你研究南管的经过是怎样呢?
南管在闽南，是唯一的音乐，老少皆知，单就我们永春县来说，每个乡村都有南管音乐的组织，每年乡间（城市例外）于秋收以后利用农闲时间学习弹奏弹唱，大都属于成人，唱曲则以年幼者居多，故名之曰小唱。其实南管音高且用笛伴奏，若非十六岁以下儿童，其音域无法达到此种高音。至于成年人，则谓之老唱，伴之以洞箫，较笛低一个音阶。这种活动到了次年二三月农忙时，就停止了。但若有闲暇还是举办这种演唱。南管本身是优雅且文静，故以之为正当娱乐，足以改变人性之暴躁，有益于社会人群。所以民间长辈们多喜欢子弟去学习，富有人家常于晚间练习完后供给一顿点心，这在朴实乡村中是种寓交谊于娱乐。在我们家乡，学会了南管而会做坏事的人很少。无论到什么地方，前一辈的闽南人，总是念念不忘故国的乡音。
当我在日本留学，未入陆军士官学校前，先往和歌山联队接受入伍训练的时候，有个晚上，师团长以下将校集会聚餐，我以留学生身份，被召参加。餐毕，师团长下令取去肩章，彼此取消阶级，笑谈诙谐，歌唱杂耍，无拘无束，欢乐一场。唱的有难波节与长咀，一听这种声调我立即想到我们故乡的弦管音调。隔坐一位将校知道我是福建人，就要我起来唱。我说不会，他们不相信，说这调子是由贵国传过来的，我更加感慨：在乡间都无人知道我们弦管出国了。从那时起我就注意搜集资料，也才晓得明朝魏君山曾携带乐器十五件，先在长崎，后在大阪等处教授彼邦人士。自德川幕府至明治时代，日本将之分为九州岛、大阪、东京几派。到了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打胜了，这种为日人称为明清乐的音乐就慢慢式微。但直至现在日本文部省对于能够演奏琵琶、洞箫、三弦等乐器的人，反尊之为国宝，这是个人想恢复、提倡古乐的早期动机。但回国以后服务军职，东奔西驰居无定所，因此中断对此一古乐的探寻。
来台湾以后，看到社会上许多不良少年为非作歹，就联想到故乡青少年的循规蹈矩、风气严肃，像流氓（鲈鳗）这一名词，乡间人士对之是莫名所以。这套闽南古乐既然在故乡行之有效，而台湾人多数是闽南移来，本质相同：如能得到各方面的赞成推广，相信对于青少年社会教育是很有用的。因为在日据时代，弦管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欲弃之不理而一心提倡西乐以图改变民族意识，殊为下智。现已光复应该重新整理，加以发展。这也是台湾从事固有文化工作的重要一环，必须研究提倡，使弦管古乐再度光辉。
南管的源流是怎样的呢？
前面曾提及南管乃是我国古乐，是自汉魏晋六朝以来的清商乐，亦谓之清乐或倍四。到了隋唐，尤其唐明皇，酷爱清乐，选坐部伎数百人学习。又名为法曲（其实隋炀帝时便叫做法曲），最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大曲等，每曲多至数十遍，现在南管所存的百调即大曲遍，为数甚多。其次如羽衣曲，计三十六段，合为十八大遍，今保存有序衮、长衮、中衮、短衮、催拍等。唐末五代时，新兴的词调，以及两宋的大曲词曲，二百余调。琴曲有操有引，为数亦多。从印度传入的有沙淘调，隋唐时所用乐器十多种，有钟磬、琴、瑟、筝、琵琶、笛、箫、笙、箎、筑、箜篌等主要乐器。演奏时，以金石丝竹为次序，今南管演奏次序还依然不变，不过没有钟磬了。所以我们要发展古乐，第一要恢复隋唐古制，大规模合乐，每出场至少要数十人。而现今南管乐团称不上什么编制，仅属一小规模，只能保存古传乐曲于不坠而已，将来若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学习，或许有一天会如愿以偿。
南管古乐对于社会有怎样的影响?
我国社会最重视礼乐。孔子谓：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并行，乐尤微妙，以音律为节，除郑声外；郑声淫恐乱，故乐必以正。正人心、去邪念，是乐之道也。闽南古号“海滨邹鲁”，即缘于遵守孔子之教，重视礼乐：选择自汉魏晋唐宋以来的清音乐为民间正当娱乐，使意志不坚、品行不洁的人们习之，得到潜移默化之功。
闽南泉州，在宋时是国际最大的商港，如同当年之上海，商务发达，人民富庶，文化水平颇高，朱文公就曾说：“天旋地转，闽为东南文化中心”。有了此种优良条件，泉州在这个时候设立了翰林院会馆，专供研讨音乐与戏剧之用，把宋朝宫廷音乐（当时叫做教坊）大部分移来，作为正当娱乐，同时培植了许多不留名的作曲家、填词家，介绍最流行的唐宋大曲、古琴曲与词调。这么多的词曲，能顺利成功，大部分要归因于闽南的语言，因为那个时代，闽南与中原的语言是相通的，因此得以流传下来。泉州制礼作乐完成之后，便用它来教育社会，久而久之遂成风尚，社会风俗得以改良，风俗因之淳朴，人情自然也良善。所谓男盗女娼，殴斗惨杀窃盗恶习，皆因人知廉耻，而归于消灭矣。人民心安，无内顾之忧，故能向外力求发展。现在海外华侨，拥巨资、富甲王侯者，不知多少，但他们在初出国门时孑然一身，有的拥带弦管乐器而往，以为劳作终日、精神疲倦之时，安慰离乡去国之思之用。若只身离乡背井却放荡不羁、寻花问柳或桀骜难驯、聚赌结群，作尽坏事自身且不保，那能成功立业?唯善良者，在工作之余，夜间集聚，演奏弦管，既可解除一日辛劳，又可安心明日工作，金钱也不至于浪费，一举数得，何乐不为?时日一久积蓄自多，经营成功，满载而归，建筑家园，这是弦管对闽南社会最大的影响。
请简述南管的音乐前途
现在世界各国有远见的人士，都主张先前被隔离的各种文化，尤其是音乐，有互相需要、互相交换的倾向，以为将来做一切大融合，创造出各民族间气息、情调相融的音乐，调和各民族彼此间的分歧，共同享受最完美的精神生活。这绝不能厚此薄彼，而必须以共同的目的，同一的价值，共通的趋向来达成的。那般专以贩卖某一方面的音乐偏见的人，自然会消失在融合了各民族的声音里。无论是东方的、弃置的，只要在音乐上有价值、值得人们欣赏，便应该朝着这方向去努力。
南管古乐是我国正统直系的纯正音乐，唐时即已闻名全亚洲，凡欧美人士研究中国古乐，无不称道这是东方的美好音乐。我们年轻的一辈，要担负起历史给我们的责任，勤学各种乐器与乐曲，深入地探讨出结论，创作出完全属于中国风格与韵味的作品，以贡献于世界，这是多么有趣味且值得年轻人努力的方向，不仅可交换、创造世界性的音乐，大展艺术的天赋，同时可调和、改变西方音乐的美术化及偏重技巧上错杂的不良味。优雅声音是用以陶冶人的情性，建立美的社会精神。孔子在论语上说：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即是意味着音乐的功用，不仅是表现于演奏时之技巧，才叫做音乐，还必须具备人格上的修养与指导社会的胸襟，若不然，就不可能真知音乐为何物了。隋文帝也说：乐不正，不可使儿女学也。又说：弦管是华夏正声。所以国家制定教育音乐的原则，便不能专委于学习外国的音乐家，盖外国音乐家，只知道演奏技巧，制作新异。殊不知音乐与社会各种民情，有直接间接之影响，如时下流行种种外来歌曲，无形中对社会引起相当的祸害，这是音乐家缺少文学的修养与其它有关国情所致。我们看看这几年来，英美音乐家与教授多次来华研讨南管古乐，都觉得西方现代音乐太偏重美术性、多色彩变化之感觉：南管古乐则仍能保持旧有声音，具有优秀高雅的特性，至今不移，这种音乐是伟大的、有前途的。外人既已这样称许，我们年轻一代更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学习、整理、发扬南管音乐的特质，才不辜负祖先遗留给我们这些文化遗产的苦心。现在美国制作的南管唱片，不是明明白白标明世界音乐吗?千万勿放弃民族音乐的机会，年轻人赶紧参加世界音乐的行列吧!
国内外音乐界对南管感觉如何?
国内学习西乐者，似乎就没有一人过问过南管为何物，他们学的是外国音乐，以为外国音乐已进步到了复音时代，而南管还是保守着古代的单音。他们不知道我国在宋代，已有了和声，南管还保存有一二曲。因为我国音乐负有道德上的使命，要以声以悦耳，陶冶性情。一入复音弹奏固较进步好听，却失去了原来面目，不能使听者悦耳，有违陶冶之义。而且我国音乐，最重视结声，西方则否，许多自命作出中国风格的，就像西方人没来过中国，吃过大菜后，居然会说出中菜味道，是同样滑稽。凡洞晓中国音乐的教授、学者，不论国内外都曾研究这种音乐。国内有师大教授汪经昌先生，外国学人最著名的则为美国当代第一流作曲家福文纳期、哈逊瑞以及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等多人。汪经昌先生说南管本质上确实代表了中国传统（音乐）的特质，如果加以整理，自然不失为探讨宋代诸宫调以及唐宋乐谱的方法。此项工作，对于发展民族音乐极具重要意义。
附美国当代第一作曲家福文纳期献给台湾乐坛的一篇文章。 （福文纳期研究东方乐十余年）此章载于台湾师范大学学刊：
我怀着极为崇敬和谦恭的心情，来接触亚洲的音乐。在孩提时代，我曾错误地被教导巴哈为音乐之父，这是发源于欧洲，并为近代欧洲人所共认的事实，然而，当我敬仰的同时，我和所有的西方人也都发觉巴哈实在是晚期大作曲家之一，并不是音乐之父，而是音乐的重重孙子。因音乐的起源，实际上早得多，同时也不是单方面的渐进，而是分别在各种文化支流上发展到极宏的成就。其中最优越的支流，可能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一支，那就是七百年前中国唐朝弦管乐。在当时，这种音乐不但内含了所有亚洲音乐共有丰富旋律的资产，而且也包括了非常复杂和充分发展的形式：错综的对位，多声部二重三重卡农各自独立演奏，其中还有节奏与非节奏的韵律、参差的音响以及错综的结构。这种音乐对现代人和西方世界，几乎完全无所得知。再说，即使到了这个世纪，欧洲现代化的，还是无法和唐朝相比，这种音乐也比任何当代的作曲更加现代化，所以我诚心诚意地想学的是古代的中国音乐。
这篇文章充分表现了对我国古乐的仰慕，且认为欧洲现代作曲家还抵不上唐朝的进步，也就是说南管保存了许多唐代音乐，规模虽小、价值却极其重要。
下附《温陵文昌庙碑记》影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