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南音（原称弦管），还有另外一个需要正名的地方，那就是定名为“泉州南音”还是“福建南音”？称“福建南音”的最具影响力的是王耀华、刘春曙同志的《福建南音初探》于1989年底出版，在海内外发行。这部书尽管所依据的素材绝大部分取之泉州，而且在书中明确指出“南音发源于泉州”。但该书出版的背景是省出版部门组织的“福建文化丛书”系列，所以要冠上“福建”之称。而吴世忠与该书两位作者商榷的文章，也只好采用《自成体系的福建南音工尺（乂）谱》作题，并在全国性的《中国音乐学》季刊上发表。这样一来，一些相关的书刊在提到“泉州南音”时，也都冠以“福建南音”。福建是省，泉州是市，省管市，天经地义，称“福建南音”有什么不好？
不好之处有二：一是有违于惯例，二是不符合事实。
这里所指的泉州，如果以当今的行政区域而言，当然是现在的三市、四县、五区；如果以南音在晋、唐南移传入福建落户晋江流域的历史而言，其区域则更为广阔。唐景云二年（公元７１１年）建制的泉州，辖南安（含同安及其所属的十九世纪中开埠的厦门市）、龙溪 （今漳州）、清源（今仙游）、莆田、晋江等四县。实际上等于半个福建。以后也许方言的分野，南音似乎没有向北进入莆仙，但却向南传遍其他各县，即当今的泉州市、漳州市、厦门市，以至跨海进入台湾、香港、澳门和南洋群岛等泉州华侨的侨居地。从这个意义上说，称“泉州南音”是符合南音传入、在泉州形成并向外传播的历史实际的。中国戏曲史上有四大声腔之说，即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昆山腔。《中国戏曲通史》指出：“四大声腔的形成，是南戏艺人在当地适应群众的需要，与当地语言、民间艺术相结合，进而逐步变化而来的。每种声腔以它形成的地方命名……。”
上段引文强调两个“当地”，指的就是，弋阳腔产生于江西省弋阳县，但它只叫弋阳腔，不叫江西腔；余姚腔、海盐腔产生于浙江省的余姚市、海盐县，只叫余姚腔、海盐腔，不叫浙江腔；昆腔产生于江苏省昆山县，只叫昆山腔不叫江苏腔。再说，广东省潮州市的音乐戏曲，向来叫“潮州音乐”、“潮剧”，与“广东音乐”、“粤剧”属性分明，世人公认，毫无疑义。同理，泉州南音是以泉州腔，特别是以泉州鲤城区的咬字吐音为标准音的音乐，所以也只能以泉州命名，而不能以“福建南音”冠名。福建多山，过去交通极为不便，自古以来就形成许多不同地域声腔的方言区。换言之，福建至今没有一种方言可以统称为“福建方言”。而以方言声腔为特点命名的地方 剧种，也没有一个如“川剧”、“豫剧”、“晋剧”在语言声腔上可以涵盖全省的剧种。泉州与莆田山水相连，过去还曾经是同一个地区，但莆仙戏与泉州的梨园戏、高甲戏因方言不同而读字唱腔截然不同；这两地区的戏曲与省会的福州戏也是泾渭分明。因而福建的剧种，只有福州的地方戏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才称为“闽剧”，但它也只能生 存于福州方言区。离开这个方言区，在福建别的地方就很难找到它的“知音”了。省会的剧种尚且如此，其他剧种就更不可能地单纯地称为“福建戏”了。如果在“福建”名下不具体地加上“莆仙戏”、“梨园戏”、“芗剧”，那其所指就不着边际了。同样的道理，以地域方言声腔为特色的民间音乐，为什么反而要称为“福建南音”呢？大家知道，要听“福建南音”，在省会福州听不到，在莆田也没有，只有到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语地区才能听到。为什么一定要在闽南语地区才能听到南音，而南音又必须以泉腔闽南语咬字吐音呢？说到底，是南音本身的原因决定的。泉州南音由三大部分构成，即谱、指、曲。谱以及指，大体上在４８套至６5套之间，都可以说是器乐曲，只用乐器演奏，不用演唱，听众无语言障碍。而曲则是唱员演唱、乐器伴奏，多达二千多首，是南音活动中最经常最主要的内容。它既是由唱者演唱，就有语言声腔的问题。就有所说的南音必须以泉州地道方言咬字吐音为标准音来演唱，这个说法，决不是新的“发明”，而是自古皆然。现在不妨引用《明刊戏曲弦管选集》的一首曲词《七犯子》来加论证。
七犯子
接着封书，心头欢喜有千万倍。想是我君伊今有好消息，寄来乞阮知，伊去时共阮耳边也曾有细说。望卜结托相守百年，有头有尾。恨许山高路远，力阮共君阻隔做二处。任伊那有千金好，侢买得我共君做有琴瑟和。谁知今旦，都那是使一口皮。虽说你那寄得书信，侢值得我亲身来去相寻。对天拜，深深踝。便做上天落地，我愿相随缀。
这首曲至少是四百多年前由当时的书商选编刊刻应市的，在明代是“流行歌曲”，老百姓是喜闻乐唱的。其大意是描写一个少妇接着一封书信时，心潮澎湃、爱怨交加、自言自语的状态。今天乍读起来，有些文字会感到很费解。但这恰恰是地域声腔的特点：
（一）曲词的韵落在：倍、说、尾、处、和、皮、寻、踝（音、义均为 “启”）、缀等九个字。如果用普通话读来，无论如何都找不到韵；即使做一段散文来读，也会感到十分拗口。如果用福州话、莆仙话来读，恐怕更难读下去。只有用泉州话来读，而且由比较熟练掌握、文白异读与文白对应的人士来读，才能琅琅上口，和谐协韵。
（二）曲词中的一些字是自造的，有些词在当今的规范词典里都找不到它的词义。如：
乞阮知——给我知道。
共阮耳边——对我耳边。
望卜——希望要。
侢买得——怎能买得。
但这些特殊的造字用词，在泉州弦管、戏曲中沿用千百年，业内人士都很熟悉，见字知音，唱念自如。一旦要“规范化”，改为“普通话”，就很难行得通。
（三）曲词中还有些词语，其泉州方言俗语的特殊性就更为显著，不加考证，不用说是泉州方言区以外的人士，即使是土生土长的泉州年青人，也是很难读懂的。如：
都那是使一口皮——口皮是嘴皮的省笔。全句的意思是“只靠一张嘴在说好听的话”。或“花言巧语，口是心非”之义。
对天拜，深深踝——踝（音怀）误读为果，作为启的近音借用。意思“对天拜、深深跪启”。
相随随缀——缀，在词典中有“补缀”、“连缀”、“缀合”、“点缀”的词义，但在泉州方言中却借用作“紧跟其后”、“随侍左右”的意思，相随相缀，意谓夫妇之间亲密无间、形影不离。
从这首曲子的三个特点可以看出南音地域方言声腔的特殊性与局限性。以致世世代代只能依赖口传心授，只能在懂得泉腔闽南语的地区传播。也许正因为是这样，它才能保持鲜明的特色，保持突出的地域性。如果泛称“福建南音”就与这种鲜明的地域特色相去甚远，叫“泉州南音”才名实相符。中国现存不多的古老音乐的命名也是一样的，“西安鼓乐”因产生于西安而得名，“江南丝竹”因形成于江浙而蜚声中外。它们不叫“陕西鼓乐”或“江浙丝竹”。因此，南音只能叫“泉州南音（弦管）”，才是合乎戏曲音乐史的惯例。
“福建南音”之外还有个“厦门南乐”（后更名为厦门南音）问题。“厦门南乐”这一名称不知起于何时。查清咸丰七年在厦门付梓的《文焕堂指谱》，还没见“厦门南乐”这名称，其序言则强调“谱虽系南音，维泉腔为最胜……。”时至民初，林霁秋（祖籍安溪，移居思明县即今厦门）在厦门编的《泉南指谱重编》一书，也明白地冠上“泉南指谱”，而不作“厦门指谱”。他在“弁言”中还说，“泉南之乐，由来旧矣，乡曲讴吟，固未足登之大雅，总亦泉南人之所以乐也。”在他编辑“凡例”中特别作了如下说明：
……四、读法 此词出自泉南，盖皆以晋江土语为之，读者均宜将字音…解说该处白话，以能合其土腔口吻者为妙……。
五、字义 泉郡俗语，往往有音无字，……。
林氏所指的“泉郡”，即泉州；“晋江”即泉州府晋江县，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以前，泉州府治及晋江县治都设于现泉州鲤城区。因而，《泉南指谱重编》收录大量的“贺诗”，多处提到“鲤城”：
谁分玉艳与金清，节拍渊源溯鲤城。——摘自李维崧《题泉南指谱重编》
别有歌谣数鲤城，重劳心匠谱新声。——摘自卢文启《又题》
上引林氏的“凡例”和友人的贺诗，都说明南音源自“泉郡”、“晋江”的“鲤城”，其咬字吐音必须“以晋江土语为主”，“以能合其土腔口吻者为妙”。可见在清末民初，林氏及其友人对于南音归属于何地，想必是毫无疑义的。他郑重强调要以“晋江土语”、“土腔口吻”为“正音”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是弦管中人，他从安溪移居厦门之后，就会发觉厦门话与泉州话同是闽南方言，但却同中有异。如泉州方言的“说”（音雪），厦门方言习惯读为“讲”（音广）。弦管散曲中的“师兄听说”及“小妹听我说”曲词中的“说”字，不论歌唱者是泉州人还是厦门人，都必须唱“说”，不能唱“讲”。泉州方言“一日”，厦门讲“一工”；泉州的“暝时”，厦门则叫“下昏（音下方）”。尽管只有这些细微的差别，但唱起“昨暝一梦”、“一日思君十二时”等曲词，其中的“昨暝”、“一日”就绝不能唱作“昨下昏”、“一工”。因为南音历来是以字音而订谱，字音不准，韵味全失，也就不可能字正腔圆了。总之，南音属泉腔，其他腔调都必须以泉腔为依归。名实相符才是正道。
泉州弦管的散曲，据初步统计有二千多首，而有关陈三五娘爱情故事达二百首左右，如《纱窗外》、《三更鼓》、《精神盹》、《因送哥嫂》、《值年六月》、《年久月深》等等，可以说南音与梨园戏等南戏是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而它们只形成于泉州，其他地方就没有如此独特的文化生态环境。
这些情况，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乔建中为吴世忠、李文胜合作开发软件用电脑编排的《南音名曲选》作序所说的：
泉州是南音的故乡，南音靠泉州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而绵延千年。
总而言之，以泉腔闽南语读音的南音只能称“泉州南音”或“泉州弦管”最为确切，其他的称呼都不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