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初，我因赴晋江萧下村访问“十番”，顺道惠东小岞岛做客三天，期间听了两回南音曲唱。一次因访净峰镇熊厝庄氏祖祠，恰逢厅堂右侧有馆阁活动，六、七位中青年女性，正随着老师（徛馆先生）“念嘴”。只见一人多高的谱架上，夹挂着一沓未经裁剪的全纸抄写的乐谱，第一页是南音“曲”部分的“岭路斜崎”，后面半露标题的则是“谱”部分的“起手板”。聊天中得知，这里的馆阁活动频繁，她们都是嫁来的媳妇，家务闲暇时来“敕桃”（玩）。另外一次就在我们下榻的酒店，有小岞南音社的弦友聚会。意外的是，当晚的“曲脚”是位男性，身材高大威猛，像极了关西大汉，手中的红牙拍板竟如铁绰板。伊，甫一开口即顿挫分明，与印象中曲唱的温柔敦厚截然不同，俨然以“字正腔方”取代了“腔圆”。彼时彼刻，以往南音的听觉经验被刷新，何况事后唱曲的李先生还笑呵呵地告诉我，“拳头、烧酒、曲”是这里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三宝”。一时间，在南方田野中不断听闻“过去”的宗族大户在祖屋两侧建有一文（书、曲馆）一武（拳馆）两座楼，以供本族子弟学习成长的说法，猛然就落到实处。这是生活中的南音，而非表演中的南音。于我而言，如此乡间生活中群聚“敕桃”的南音风格，又在“御前清客”和“幽雅委婉”的感觉之外，打开了更为丰富和复杂的面向。如同泉州可被名为“刺桐”“鲤城”和“温陵”而有的不同内涵。
作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南音的研究一直为律、调、谱、器等古代音乐史和传统音乐之形态内核所关注。在“一带一路”裹挟的研究热浪中，该研究也再度因其渊源和形成年代以及曲牌、乐器、奏法、音韵等问题，促进中国音乐与丝绸之路沿线古乐关系的持续讨论。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话语，也将南音的保护与传承、发展与发扬，传播与流传等问题推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一方面，无论是学校教育作为传承，乃至舞台创作等方面，南音的实践在全国都算得上独树一帜；另一方面，身居泉州所感受到这一乐种在民间的生态，也许不如历史记载的繁荣，但与其他地区“非遗”及传统音乐的实际状态相比，说它怡然自得、活在浓郁的乡土氛围中也并不为过。
也许因为是局外人，我对南音与民俗、信仰活动的关系尤为敏感。泉州城及其城外的县镇乡里，遍及各类仪式活动，它们维系着人与神的关系，也同样维系着人与人的关系，而南音则是关系链上不可或缺的环节。在与泉州人的相处中，我往往诧异：这里的年轻人似乎并不那么向往“北上广”的“城市进阶”，本地生活的蒸蒸日上与各得其所，似乎才是安定的天下。由此，我也常常回想泉州曾给予我的第一印象，那是30多年前初入泉州，里巷之间所见门前对联的横批陇右衍脉，天水衍派，敦煌衍派……让我好生查询了一番“衣冠南渡”的史地知识。感慨这里的人，于海角扎根，却难掩气象。王铭铭在《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自序中，将上个世纪初泉州地方的两位中学教师吴文良和吴藻汀，分别收集整理古时“侨居泉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中亚、西亚各国人和欧洲人遗留下来的宗教石刻” ，以及坊间街头民间传说的两大贡献，归纳总结为“再次塑造了泉州的两个形象，一个是世界中的泉州，一个是自在中国的泉州”。而这亦为南音的景观——既能探赜索隐中外、东西、南北音乐之兼采汇流，又能品味分享本土、人情、民俗泉州之礼乐相彰。
然而，不论我们在南音中能爬梳出多少“立体的古代音乐史”所需的证据，“南音人”才是维系其音乐文化“衍派”的核心。无论是传承人还是聆听众，以人为本方能避免仅由表象谈文化。目前有关南音乐人的研究，有从生态和传承机制角度讨论乐社、馆阁的研究，也有乐人生命史的叙事。比如海峡对岸李国俊所撰《玉箫声和—南管耆宿蔡添木生命史》、吕锤宽所撰《张鸿明生命史：来自遥远地方的音乐》，大陆也有新近系列刊发的陈燕婷所撰《苏统谋与南音》，陈瑜《论苏统谋对二十一世纪南音艺术的历史贡献》，还有针对泉州南音传承人口述史的数项课题，等等。而就传承人口述史的研究，已经成为“非遗”保护的规定动作。这些，无疑大大拓展了1985年“中国南音学会”成立之初其章程规定的7大研究方向，即南音历史学研究、南音形态学包括乐律（音体系）、乐器、乐曲、乐语等的研究、南音与宋杂剧，宋、元南戏，明清传奇及现存各地区的戏曲和说唱音乐的历史学、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南音语言音韵学的研究、南音社会学、民俗学的研究、南音表演艺术的研究、南音与其他古老乐种的比较研究。但相较于乐种学范畴内的音乐研究，围绕南音人的具体实践和生命经验的研究还远远不够。陈敏红的《敕桃弦管——走进南音》，应该说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对于“南音人”的一次集体礼赞。
敏红的写作，不同于对某一个人的专题研究，比如一个人的经历与习艺传艺、一个人的技艺与诠释；而是选择了10位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作为，其中包括了为南音传承践履一生的耆老，也有对南音未来充满想象的青年。敏红的提问，蕴蓄并发自她多年考察南音的心路：“弦管文化于个体而言的意义在哪里？是如何极致地缓慢流传至今？是如何隽刻在每一个弦管人的生命里？是如何在闽南人心里扎下种子，并散播到他们移居的土地生根发芽？是如何在祖籍地和移居地之间徘徊、迂回、漂移，进而深扎、联结？”这些问题有情有理，而它们的答案或许才是南音传承的核心。正如弘一法师所言：“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敏红笔下的人物，经历跌宕却不改初心。苏统谋、郑国权、丁信昆、陈世练、李建瑜、曾家阳、周成在、杜志阳、林少凌、叶志升，阅读他们，你既可被其人其事所吸引而一口气读完，又需要来来回回咀嚼回味那些由“曲韵”“历史”“技艺”“匠心”“时代”联缀的弦管生存。
我一直认为，传统音乐尤其是存见的古老乐种研究，需要平衡“文”与“献”。所谓“书之所载谓之文……身之所习谓之仪”，对于离不开口传心授、口传身授的传统音乐而言，除了以典籍为文的考据研究之外， 那些熟悉掌故又能习行的“贤人”——局内的文化持有者，他（她）们掌握的“隐性”知识，在文字所载的知识之外，却是我们事业的依靠者，是我们在田野中必须不断寻访文献之“献”的拥有者。舍此，无法真正“走进”传统。因此，感谢敏红通过一位位守护者的故事，让我们得以在感性和理性的交织中，触摸闽南泉州深厚的文化蕴藉。所以，我也希望敏红或者她的学生们能够将南音人习乐、行乐、赏乐、爱乐的故事继续写下去。敕桃弦管，一本书岂能道尽！况且，敕桃弦管，又岂止于“先生”。有没有亦可位列南音传承主轴的女性？甚至包括在南音社里为众人茶水相候的姑嫂们？因为，只有放入生活的音乐传统，才能真正拥有它的生命力。
有趣的是，我恰巧在前几天，读到泉州晚报社自今年（2021）推出的《泉州先生》栏目，该栏目希望以“口述实录”的形式，“通过文字和影像，聚焦泉州各个领域中卓尔不群的‘先生们’的身影。他们的性格性情、人生经历、学术成就、社会贡献，以及睿智、善良、欢喜和忧虑”。如此系统地敬重和推崇本乡本土的“贤人”，既为外地所未及，又透着泉州人的文化自信。只是，我在该栏目采访苏统谋先生的实录中，读到了一段话，他说：“南音深入接触，才能体会到魅力，并‘上瘾’。入门，十有八九会被粘住，有着强烈感染力。”这话，我信。
2021年6月9日星期三于上海驿站
（作者：萧梅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文章转载自《敕桃弦管》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