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欢庆新中国六十华诞前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泉州南音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海内外弦友闻讯欢欣鼓舞，丝竹齐鸣，庆祝这个空前的盛事。
于是，“泉州南音”随即成为各界人士关注的话题，多种传媒报道的热点。这是莫大的好事，是泉州南音有史以来从未享受过的声望与荣耀，无疑有助于泉州南音事业的发展。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公约》，宗旨是保护
泉州南音，并称泉州弦管，福建省级或外地媒体，有时称为福建南音。但它历来以地道的泉州方言传唱，过去一向称弦管，所以称泉州弦管更为确切。
在申报成功之后的热议中，有一种主张，强调开发南音的商业价值，加以“现代化包装”，向“纳西古乐”学习，向“二人转”取经，以争取更多的游客，更高的票房价值。还有的好心人士建议改用“普通话”演唱，以扩大其影响。除此之外，另有一种与此相反的议论，则认为泉州南音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后，首要任务在于保护，在于继承其优秀传统，在于彰显其文化价值。
笔者赞同“重在保护”的观点，不敢苟同以“现代化包装”争取“票房价值”的主张。
理由在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所以要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计划，是鉴于世界各国在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大量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遭到严重的破坏，于是在1972年制订《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之后，又于2003年制订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中国是上述两个“公约”的缔约国。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开宗明义的“第一条：本公约的宗旨”有四项：
（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尊重有关社区群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欣赏的重要性的意识；
（四）开展国际合作及提供国际援助。
中国作为缔约国，履行这个“公约”，责无旁贷。因而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发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文件。《意见》规定的“工作指导方针”是：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由此可见，举凡文化项目要申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论是县市级、省级、国家级的，还是是世界级的，都应该遵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的宗旨，即“保护”、“尊重”、“相互欣赏”等，和国务院的《意见》，把“保护”、“抢救”摆在首位。这是大政方针，是不能忽略不论的。
因此，对于泉州南音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后的各种作为，都不能背离其宗旨，首要的任务是履行《公约》，认真保护。
泉州南音之所以传承千年，是历代弦友加以认真保护的结果。在保护过程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天灾、人祸和战火，但这些我们都没经历过。只是在近代，尤其是在批“封资修”和“破四旧”的风暴中，许多人都知道一些弦友是冒着风险把弦管曲簿埋于地下或藏之深山，最终幸而保存下来的。所以幸存下来的遗产，是弥足珍贵的。如今国泰民安，社会开明，泉州南音不但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成为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这个变化，可以说天翻地覆慨而慷。可以想象，全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计其数，但能被选拔确认为全人类的“代表作”的，只能是凤毛麟角，稀世之宝。据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从下一届开始，又改为每个缔约国每两年最多只能申报两个项目。可见以后要成为人类文化的“代表作”，何等艰难！泉州南音此次能够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又是何等荣幸，何等珍贵！因此，泉州人民决不会轻易把历经千年保存下来的文化成果变异，更没有理由不去珍惜这个全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
南音是民间音乐，不是戏剧，更不是曲艺
泉州地面的表演艺术丰富多彩，而且各个品种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以致令人眼花缭乱，分不清各自的特征与归属，往往把南音与戏剧、曲艺等同起来。有位知名人士甚至把泉州所有的表演艺术，通通收入“曲艺”囊中；南音申报成功后，他还计划为南音设立一个展厅。这不知是出于热心还是无知。因为国家对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个明确的分类界定。国务院公布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1.民间文学、2.民间音乐、3.民间舞蹈、4.传统戏剧、5.曲艺、6.杂技与竞技、7.民间美术、8.传统手工技艺、9.传统医药、10.民俗，共十项，界限清楚明白。这位先生见多识广，怎会不知国务院公布的文件，南音是归类为“民间音乐”的，而不是曲艺。福建省文化厅主编的《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版），也按上引十项分类定位。“民间音乐”类第一位是“泉州南音”，“申报地区 泉州市”。“曲艺”类中有“厦门南乐”，“申报地区 厦门市”。这说明，泉州市自始至终是坚持把“泉州南音”定位为“民间音乐”，而不是“曲艺”，也不是“传统戏剧”。省文化厅也是如此确认的。如果把南音划归曲艺，借足球场上的规则来说，就是“越位”。
“泉州南音”定位为“民间音乐”，是根据其本质特征而确定的。泉州南音有别于戏剧与曲艺的不同点在于：南音传统的活动方式以唱、奏为主或有唱有伴奏，从来不从事类似戏剧或曲艺的表演。而最大的区别还在于：南音以自娱自乐为目的，不卖艺，不营利。而戏剧与曲艺的从业人员，则是以卖艺、营利为谋生手段。新中国成立之前，泉州热心玩弦管的，绝大多数是各行各业的有固定职业、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士，自律甚严，素有“古士君子之遗风”。在科举时代，弦管人不被目为“下九流”，照样可考秀才。其中贤者为师，尊称为先生而不是师傅。他们被聘去海外或乡村“设馆”传授学生，所收的“先生礼金”有如私塾教师的“束修”。
1960年，泉州市区的老市长王今生把弦管界一些人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团体，定性为民间乐团，而不是又一个剧团。当时虽然界定了民间乐团与剧团的区别，但遗憾的是，后来在管理上却把民间乐团视同表演团体，每年都有演出埸次与收入指标，以致弦管音乐不得不开始了类似剧团的经营，但社会上至今还没养成买票听南音的习惯，所以营业演出场次和收入都比不上剧团，以致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艰难状态。剧团曾经有过几年“好年冬”，乐团却没有。当今即使建设了南音艺苑，有了良好的演唱场所，并坚持一周三晚的常态演出，但其票房收入，远远不及当场的电费及其他开支的一小部分。如果不是政府财政的投入，保证工作人员的基本工资，单靠市场或“票房”，是根本无法生存的。而乡镇众多的民间弦管班社，自愿结合，自娱自乐，无营业任务，不必发工资，远离市场，却能自由自在。当近几年戏剧演出市场加快萎缩之时，他们反而加速发展，全市民间弦管班社达四五百个。他们无须政府财政拨一分钱，而许多爱好者，却可以就近免费欣赏弦友们的吹拉弹唱，甚至加入其中，乐在其中。
因此说，弦管自古以来不同于戏剧，不具备商品属性，不靠市场生存。旧时代有人概括说：弦管人是吃饱以后去玩弦管，而搬戏人是有戏搬腹肚才能饱。两者的区别盖出于此。
演出市场并非是万能的
有的人士认为，“有市场才能解决生存问题”，这话对商品经济而言，是至理名言。但对于文化部门，对于表演团体，则不能一概而论，更不是万能的。不妨先观照一下泉州演出市场的过去与现状。解放前的泉州戏剧，全是“戏头家”经营的戏班，长年在戏剧市场奔波，自收自支，自生自灭，政府不管。从业人员多数生活艰苦，所以才有“搬戏头乞食尾”的哀叹。解放后有了集体办及公办的剧团，状况有了改善。改革开放以来，又出现大批民办剧团。各种剧团不论何种经营体制，都是商业运作的，即以演出换取收入。但在近几年来，许多剧团都因演出市场不佳而收入下降，难以为继。晋江一地是全国少有的戏剧演出福地，改革开放后的民办戏班曾发展至一百多个，现在也萎缩剩下二三十个。泉州公办剧团如今已少有城镇的专业剧场可供演出，即使有剧场，往往是得不偿失赔大本，因而长期在晋南一带与民间剧团挤这个越来越小的戏剧市场。他们深知，如果不是靠民俗活动（如佛诞等）的支撑，否则将越来越不景气。一旦老百姓少用或不用“倩戏”敬神，农村演出市场进一步收窄，任何“现代化包装”都将无济于事。何况民办剧团对“现代化包装”力不从心。公办剧团为会演、为夺奖，也曾不惜成本大投入、大制作，花大钱外聘导演及舞美人员，也曾获过大奖。但从投入与产出的市场准则来看，“现代化包装”并没能开拓了市场、增长了票房价值，普遍是投入大、收入少。一些“现代化包装”的大戏，并不见得能增加多少营业性的场次与收入。总的说，泉州公办团体不论是戏剧或音乐，过去与现在，都不曾因经过“现代化包装”而有“财源广进”激动人心的局面。如果不是政府财政的支持，不用说“现代化包装”，即使是普通包装都很难做到。
或许有人会说，泉州演出市场不佳，经过“现代化包装”加上“普通话”，完全可以打出去，到大城市甚至去国外开拓市场。但要记住，剧团或乐团都是劳动密集型的事业，用人多，动辄几十人，车票、机票、住宿费、出差补贴等等，演不演、票房收入多或少，这些开支一点都不能省。如果没有申请到一笔经费，谁也不敢贸然出发。
从历史与现状看，弦管音乐本身更不具备商品属性，即使实施“现代化包装”，加上表演、舞美、灯光等等，充其量无非是为不景气的戏剧市场增加一个不入流的剧团，生存状态也不可能好转，丢掉的则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不是所有的文化品种都可以为商品
至于说“纳西古乐”、“二人转”的经验，只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的戏曲。它们有各自的生存方式和营销策略，又有适销对路的产品与市场。有位同志去北京，特地花一百多元买张票去欣赏一场“二人转”，只见满场观众与台上互动，笑声与叫好声震耳欲聋，但他却忍受不了那种“低俗”，中场告退。“纳西古乐”有漓江之利，游客光顾多，票价不菲。这个团体曾与北京《艺术评论》打了一场官司，因为后者批评其“艺术造假”。如果把它们请到泉州来又将如何呢？高票价乏人问津，低票价换不了饭票。泉州至今还不是个高票价市场，以致市区专业剧场相继倒闭。泉州上世纪五六十年曾办过京剧、越剧，也曾门庭若市，场场客满，但最终因“门前冷落”加上“水土不服”而解散。
泉州南音不能与“纳西古乐”、“二人转”相提并论。最不可比的是，“纳西古乐”、“二人转”不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有的连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是。所以不是同一档次，不可类比。我以为，要学习与模效的，应该是昆曲、古琴、新疆木卡姆、蒙古长调。它们是先后列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但至今未闻它们有过“现代化包装”而增值的。昆曲知名度很高，市场广阔，更有条件争取票房价值的，但正相反，昆曲申报成功之后，一批文化界人士向中央陈情这个剧种的困难与危机，国家领导人遂特批人民币三千万元，给予用作保护与振兴之需。中国古琴，向来曲高和寡，不靠票房生存，但还没听说有人提议它向古筝靠拢、向电吉他学习以进入市场、争取听众，如果是这样，中国古琴也就不知为何物了。新疆木卡姆与蒙古长调，看来也是当地族群传统的文化活动品种，而非是可以营利的。一句话，古今中外，并非所有的文化品种都可以转化为商品。国家宣布博物馆及多种展览馆向全社会免费开放，其因由盖出于此。中国在海外办了许多“孔子学院”，如果以市场经济衡量，还能办下去吗？
泉州南音的古老性、独特性与杰出性相近于中国古琴，泉州南音的群众性则更甚于新疆木卡姆、蒙古长调。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泉州南音不能像“春生堂”老字号，从药酒内涵到外包装进行全面革新，以求适销对路。泉州南音不具备商品属性，而更多的是文化品格。泉州南音的价值不在于票房，而在于社会功能。泉州南音崇奉的是儒家的礼乐（立于礼，成于乐），追求的是平和，颂扬的是仁义、真诚，唾骂的是欺民误国的奸佞，咀咒的是忘恩负义的负心郎。弦友一拿起四件乐器，就强调彼此间要“和”，唱与奏要“和”，唱奏者与欣赏者要“和”；拍板中刻上“发皆中节”四个字，摒弃极端。在许多古曲簿中，常见有“修心养性”、“消愁解闷”的题字。不论过去与现在，凡是有弦管丝竹之声的地方，都是一派歌舞升平、和谐安祥的景象。已故书画家余承尧先生（民国中将）生前在台湾对周围的人说过：老家永春乡村，过去凡是唱弦管的人多了，赌博、抽鸦片的人就少。余老的这个观察，意义深刻。
从这个意义上说，弦管团体可以与孔子学院媲美，无异于文明学校。
现在各地的老年大学，南音班的人气最旺。文庙及其周边的南音演唱，听众多数是退休人士。许多老年人离开工作岗位之后，从南音中感悟人生，交流情感，找到精神寄托。南音对老年人安度晚年发挥了不同寻常的作用。有位高龄的热心听众，临终前交代家人要请弦友在其灵前唱《三奠酒》、《听见雁声悲》等五首他至爱的曲目。家人自然满足他的愿望，想他也走得一路安然。
而南音进入小学、中学和大学的课堂，另有一番生机勃勃的景象，是泉州人可以引为自豪的独特的文化景观。
上述种种收益，肯定是不能以商品论价的。
传播地区更忠诚于保护
泉州是南音的发祥地与保存地。并且很早就传入台湾及南洋群岛。可喜的是，数百年间，泉州南音虽离乡背井、客居他乡却没有变异，众多弦友是中华文化忠诚的守护者。
在台湾，弦管自明末清初由泉州传入以后，全岛东西南北都有馆阁成立，最兴盛时曾有七十多个，近代受西方文化冲击，但还有二十多个大小不一的团体，其中有的团体尝试走创新之路。如台湾汉唐乐府，曾多次用弦管音乐加上梨园戏表演艺术，先后编排几台新节目。其中不乏大制作、大投资的节目，在北京以至海外都赢得声誉。但其大投资并不是来自票房的收入，而是文建会拨款与社会赞助（据称有次赞助达千万元），否则是无从下手的。这是个例，不是一般团体所能仿效做到的。至于台湾绝大多数团体，则坚守传统、一丝不苟。不久前来安海参加祀郎君和德化南音艺术节的台南南声社，担任艺术指导的是位九十高龄的张先生（人称空军张），琵琶、二弦造诣很高，行内人士称赞他的指法、弓法都很纯正；整支队伍的唱奏都很正宗。因而台湾主管部门认定该社为传承南管（即弦管）的正宗团体。台湾艺术大学传统音乐系，以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出版的《明刊戏曲弦管选集》和《清刻本文焕堂指谱》作为教科书教授研究生，师生认真执著，一再从这些典籍中发现弦管文化的博大精深，获益良多。
台湾弦管界重视保存弦管资料，较少遭受人为的破坏。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在抢救与整理弦管史料中，一再获得台湾弦友无偿的支援与帮助。台湾弦友频繁访问泉州，他们普遍认为泉州是弦管的根据地，他们要谒祖寻根只有到泉州来。但也有人担心，泉州如果热心于“现代化包装”和“变革”，与传统渐行渐远，有朝一日恐怕在发祥地会找不到弦管祖先的面目了。
在菲律宾，仅马尼拉一地，就有四个郎君社，有的已有近二百年历史。其弦友多数是工商业者及其他从业人员。他们虽处于商业社会，但办社的出发点是传承中华文化，团结侨胞，以弦会友，自娱自乐。各个郎君社每届的理事长，都是由有实力的工商业家竞选出任，并承担该社的一应开支。只有付出，不谋收益。这些团体，联络乡情，助人为乐。在当地，如有困难的弦友上门，都会得到帮助，绐予安排食宿，介绍就业。菲律宾的朋友说，生意场上长盛不衰的企业很少，但只有郎君社却能一代一代传下来。其原因是中华文化与侨胞奉献精神培育下的凝聚力。
值得一提的是，菲律宾的弦友在固守传统、传承弦管文化方面，也有突出贡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拨乱反正之后，泉州南音逐渐恢复生机，但曲簿奇缺。此时，菲律宾刘鸿沟编印的《指谱全集》再版、吴明辉编印的《南音锦曲选编》和《续编》先后出版，耗费了大量的人力与财力，但他们都无偿地把新书分赠海内外弦友。
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华侨创办或财力支持的弦管团体，都是非营利机构，无不以联络祖国、维系故乡、团结侨胞、宏扬中华文化为己任。去年，印尼一位华侨，邀请五国三地区二十八个团体到雅加达举办南音节，几百个客人落地后的一切费用由他个人承担。这是何等气魄与雅量，如果与他们谈起把弦管加以“包装”以谋取“票房价值”，无异是一种侮辱。
保护什么，如何保护？
泉州南音保存下来的“指”“谱”“曲”，大约在二千多首至三千首左右。其世代传承的载体，一靠曲簿载录，二靠口传身授。
曲簿是保存南音曲目的重要载体，有曲词、工㐅谱、琵琶指法、撩拍符号，能够有效地把各首曲的乐音纪录下来。在录音录像技术发明之前，它是纪录弦管音乐最完善的手段。这类曲簿，长年来是手抄的，几乎所有弦友都拥有一些自抄簿。明清以来才有少量的木版、石版印刷的《选集》或《重编》。近六十年来居多是刻蜡版油印。近十多年来，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支持专家开发电脑软件，才有了用电脑录入工㐅谱并直译为五线谱与简谱的技术，从而高效精致地出版了大量曲簿。泉州启动南音申报工作之后，该社先后出版了可资作为“历史凭证”的有《明刊戏曲弦管选集》；作为迄今所见最古老的“指谱”的，有《清刻本文焕堂指谱》和《袖珍写本道光指谱》；作为供弦友选用的有《泉州弦管名曲选编》、《泉州弦管名曲续编》和《泉州弦管精抄曲谱》；作为供新音乐工作阅读并推向学校课堂的有《南音名曲选》（工㐅谱与五线谱对照）和《新谱式弦管曲选编》（工㐅谱、五线谱、简谱并排对照）。与此同时，该社用这项软件，协助晋江市出版十卷本的《弦管指谱大全》与《弦管古曲选集》（已出六卷，余者今明年出完）。经过这几年的认真整理编校，弦管曲目中的“指谱”，都已全部收录出版；“散曲”最基本的即各个管门、各个滚门（或称门头）的曲目近二千首，也都编入上述书籍，明年印完最后两卷，可谓大功告成。因此说，以纸质为载体来保存弦管曲目的，可以说基本完成，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正式出版精装书籍和电脑硬盘储存，供随时查阅与打印），可以永存与传世。
再者，该社用这项软件为泉州市教育局、文化局合编的《泉州南音基础教程》，已编排制作完成，近日正式出版，为南音进入中小学提供系统的基础知识与更适用的曲谱。
口传身授是南音的主要传承方法，由弦管先生通过“念嘴”和示范教授学生。泉州历代涌现了许多名师，他们或擅长于唱，或擅长于某一件乐器，或样样精通，各有千秋，但是否“饱腹”，则是衡量教师水平高低的重要尺度。所谓“饱腹”，即看你腹中默记了多少曲目，随时都可以不看曲谱（弦管的传统唱奏不看谱）参与唱奏或教授学生。但“饱腹”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期“泡”在馆阁中，坚持刻苦地读谱背谱，在唱奏中融会贯通，默记心中。据业内人士称，以四十八套基本“指谱”而论，现在能全部默记、从容参与“和指奏谱”的人，已经是寥寥无几、屈指可数了。即使专业团体，在老先生先后谢世以后，更少有人能胜任。因此要“和指”时，常常是选择节拍快、费时短的“指尾”应对过去。久而久之，那些展现弦管名曲古朴典雅风韵的节拍徐缓、旋律优美的“指头”（七撩拍）与“指中”（三撩拍）的段落，便会逐渐淡忘以至消失。
因此，泉州南音保护的当务之急，是不让四十八套基本“指谱”（今已发展至六十五套），在我们这代人之间日渐萎缩或消失。保护的办法是，通过会奏或比赛的办式，在社会上选拔一批上下四管高手，按规范的《指谱》训练、磨合，成熟后录制为高质量的DVD。或把任务和经费交给专业乐团，拟订出训练、磨合的计划，在成熟后分期分批录制。应该说，把任务交给专业乐团，更具可操作性。专业乐团还可聘请团外弦管高手加入，共同完成这个基础工程。一旦高质量的DVD录制完成，既可永久保存，又可申请正式出版，上市发行。
再者是散曲。南音中最大部分而且与听众最亲近的是散曲。散曲不是到处在唱，还有什么问题吗？有的，散曲也有与“指谱”类似的状况。一是当今所唱的曲目，大体上都只是所谓的“面前曲”或“笼面曲”，即比较浅显、容易传唱的曲目，约一百至二百首之间，占现存曲目总量的5%-10%，此外占90%左右的曲目少有人问津，其中一大批是上撩曲（三撩拍）和大撩曲（七撩拍），都是文化底蕴厚、艺术含量高的优秀曲目，但要唱好难度较大，在不意间逐渐被放弃。比如被誉为“曲王”的《月照芙蓉》，在明代就很时尚，现在却没有多少人会唱好，更少有人不预先练习会伴奏。因此难怪有人说，唱来唱去、听来听去都是那些曲。有位唱员想唱一首传统曲簿早就有的而且并不深奥的曲目，却找不到会伴奏的乐员。这种状况发展下去，一个“悠乆音乐历史、多元文化特征”内容丰富多采的古老乐种，也会日渐消瘦、贫乏下去，而且丢失的大都是弦管中的精华，诚为可惜。弦管中“七大支头”，即倍工、中倍、大倍、小倍、山坡羊、二调、七撩倍思，都是从七撩拍开始的，然后分别“过”三撩、紧三撩、叠拍、紧叠，由慢到快依序而来，形成同一祖宗之后的七个房祧，体系严密，各自发展。古人开创的“过支曲”，甚至“拼馆”（两个馆阁搭台友谊比赛），以至编创“指套”作为“教科书”，多数是从七撩拍开始，然后由慢到快依序唱奏下来。如果古人只取其“流”丢弃其“源”，即只要节奏快的不问节奏慢的，今天我们还会有那么多的曲目储存、并可引为自豪的吗？自然界保护“三江”，重点要先从“三江源头”开始。同理，要保护弦管散曲，重点也要从“源”开始。当前保护或补救的办法，是鼓励民间弦管班社，多练习一些“面前曲”之外的“生曲”，尤其是大撩曲和上撩曲，乐器伴奏也要相应跟上去，然后在一定时段定期举行会唱，有如中小学生南音比赛，相信会起到锻炼队伍、发现人才达到保护曲目“源头”的效果。对于专业乐团，应该有更高的要求。乐团对于每一位年青的唱奏员，尤其是对新吸收的人员，都应该量化管理，即规定每人每年起码要学会唱或伴奏多少“新”曲，尤其是大撩曲和上撩曲，从而掌握“源头”、打好基础。届时验收，作为考勤考绩的依据。有个地区的专业乐团，演奏人员学好曲目的多少与质量的高低，同评职称挂钩。由低到高，循序渐进，职称越高，要求掌握的曲目的数量与质量越高。乐团领导事先制订规划与指标，让从业人员有个奋斗目标，珍惜时间，勤奋学习，力求上进。这个做法，很值得借鉴。
其三是，泉州南音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作为当今中国仅有的几个重要乐种之一，应当有几位甚至一批杰出的演唱家与演奏家，以充分展示弦管音乐的文化价值与艺术魅力。这不是说泉州弦管界当今没有杰出人才，应当说人才是多多的，南音申报成功之后，可能还会激励一批有志之士脱颖而出。但在社会舆论中，一些人士回忆过去几位堪称为“坐标”的名家，不论是唱家、吹拉弹奏高手，以至相当“饱腹”可以在海内外任教、桃李满天下的名师，以及被公认为“弦管状元”的，现代人都还难以企及更谈不上超越。泉州市区以前有位唱家，咬字做韵极佳，至今还令人念念不忘。除了唱之外，她拿起琵琶与弦友一起，在不太长的时期中，便把全部“指谱”一一弹奏录音下来。可以说是“指、谱、曲”的通才。现在欠缺的正是这种人才，这只能寄望于专业团体，其中基础好的年青人具备了必要条件，应该鼓励其向这个目标努力。
其四是，泉州弦管文化博大精深，其本身除了音乐学之外，还有文学、语言学、社会学以至宗教、民俗等等学科。近十年来，来泉州访问、调研和要资料的研究生不少，已经学成毕业成为硕士、博士不少于十人。可见这个乐种是个富矿，含金量很高。可惜泉州公办的乐团，向来没有研究人员的编制。如果有了编制，可以向社会公开招聘，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硕士、博士优先。就像泉州学研究所那样，考试择优录取来的都是本科毕业以上的年青人，经过几年工作实践与磨炼，无不可以独当一面，开展工作。不相信弦管圈内、乐团内部就不能拥有或培养出自己的硕士、博士？说到底，弦管的唱奏不能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要充分展示弦管音乐的艺术魅力，提高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与研究能力是根本。因此，给专业乐团配备研究人员，成立研究所或研究院，在团长统一领导下开展研究工作，以期泉州唯一的专业乐团，具有唱奏示范、学术研究与专业辅导的功能。具备这三个功能，泉州南音乐团才有能力与条件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承担起保护与传承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重任。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