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学术界所习称的泉州南音或南管，以及其它林林总总的名称，1980年代之前的台湾、或1949年前的泉厦地区，局内人多称以弦管，如“敕桃弦管”，自称“弦管人”，彼此互称以“弦友”。《新刊弦管时尚摘要集》经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披露后，该乐种活传统名称更获得历史文献的证据。因此，今日我们对该乐种的传统如仍要与历史传统有所联系，将它称以“弦管”，似乎是较妥当的选择。

  弦管为一项音乐艺术，本体研究属音乐学的范畴，它所保存的指套、曲、以及“大小都会”套曲，并含有文本以及曲调名称，欲了解其文本结构与历史源流，则需与中国古典文学、戏曲结合。不论活传统的演唱；或写传的文本，弦管含有大量的语言信息，欲窥探其原委，需有专业的语言学训练，才能进行译码。弦管虽为一项音乐艺术，它的活动则形成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它借着一群特定的阶层、在特定的信仰形式下获得妥善的保存，因此，弦管的文化现象又隐含社会学与宗教活动的内容。弦管音乐本体以及所形成的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音乐、文学、语言、社会、宗教民俗、甚至音乐经济等多角度的研究，单一乐种具有如此丰富的信息，应能形成个独立研究的领域，因此，如果以“弦管学”围绕弦管进行多角度的研究，似乎较能深刻了解该乐种的历史原貌。

  弦管借着写传与口传，保存于当代的常民阶层，其中绝大多数的写传数据为乐曲，包括有琵琶指法的指、曲、谱，或仅抄录词文的曲子，少部分含有仪式性的资料，或乐器的源流与演奏法等。写传的资料又以手抄本为多，偶也能发现刊刻发行的本子。目前所见数量相当丰富的弦管抄本，大多数皆为出现于二十世纪的抄本或刊本，这些大量的数据对建立弦管曲的曲目，具有直接的引用价值，至于历史源流的研究上，则有待较早期的刊本或抄本的发现，这也是本人的弦管研究，皆以音乐本体研究为内容的主要原因。

  《文焕堂指谱》的发现，提供了弦管学展开历史层面研究的珍贵资料，我们初次能够利用确凿的史料，对弦管的指套与谱的发展与演变进行论述。该套指谱集所抄写的谱式、使用的谱字、指法等，也让人的眼界大开。文焕堂指谱集在记谱法上与《升平奏指谱集》、或刘鸿沟编《闽南音乐指谱全集》的差异性，似乎显示：弦管在短短的五十年间，发生了极大的演变。

  2005年的5月，郑国权先生在石狮玉湖吴抱负先生家中所发现的《琵琶指法》，修正了弦管指套在1857年之后由36套发展为42套或48套的看法，或记谱法由《文焕堂指谱》的特殊样式，单线发展为目前所见通行谱式的情形。共计四册的《道光指谱》抄写于1846年，前三册共抄录指套40套，较其晚出十多年的《文焕堂指谱》仅收录指套36套，虽然在《升平奏指谱集》中也有较早期指套数为36套之说，在《道光指谱》的参照下，我们已经无法称多出的指套，为1857年之后才产生的说法。

  道光指谱集的另一重要性，是为弦管记谱法发展演变提供了资料。目前个人所见的十余种弦管指谱集，所使用的音高符号、指法虽有些差异，谱式则完全相同。《文焕堂指谱》出现了独具一格的谱式让人颇为讶异，以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弦管记谱法竟产生如此大的变化。幸而《道光指谱》适时出现，透过该套指谱集，发现《升平奏指谱集》的谱式、音高符号、指法等方面，基本上与该套指谱集都相同。借着《文焕堂指谱》与《道光指谱》，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看法：弦管存在两个稍有不同的记谱法。

  《道光指谱》第四册抄写的内容较杂，主体为七套谱，前后为曲与指套各一。从曲目上言之，“谱”的部分虽为不完整的抄写，却也保存了极为难能可贵的资料，其一为“打线”指法的符号与运用，《文焕堂指谱》无论指套或谱，都未见“打线”指法，《道光指谱》抄写的<百鸟归巢>已经有该指法的使用，符号也已经与目前所见的各个抄本或刊本中的“打线”符号一致，然而用于指套中的“打线”指法，则为不同的符号。另一个更有意思的情形为，用于“谱”的“全跳”指法，竟为「兆」，该符号究竟为“挑”或“跳”的简化值得进一步研究。无论如何，乃采取不同于指套中的“全跳”符号是确定的。这也再次说明，即使同一抄本，也有两个不同的符号系统。至于谱的标题名称方面，《道光指谱》也记录了重要的讯息：文焕堂指谱集的<五操>，予人多种臆测，道光指谱集所用的名称仍与《升平奏指谱集》一般，也以<五面>为名。

  学术研究要以具体的材料为依据。短短数年内出现了两个已知年代最为古老的指谱集，使弦管学在曲目构成与历史演变方面的研究能够向前开展，甚可庆幸。抄写于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道光指谱》，从发现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能出版问世，不但善尽保存传统文化财的工作，也加速弦管学的研究脚步，除了对“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的工作热忱表示敬意，更为弦管所增添的新材料而喝采。

  （吕锤宽 时任台湾师范大学民族音乐研究所教授 本文刊于2005年12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袖珍写本道光指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