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因为工作的机缘，我多次南下泉州，多次感受泉州南音的魅力。2003年初秋，我还应约为《明刊戏曲弦管选集》与《清刻本文焕堂指谱》两部南音典籍写了篇小序。我在文中说过：“音乐是时间艺术，是即现即逝、随生随灭的；看不见、抓不着、留不住。‘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有什么办法呢？古人没有精确的记谱法，更没有录音机……”，然而，“直听到了泉州南音，我才敢下这样的断语：古老的中国音乐，真的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那么，古老的中国音乐——南音（原称弦管），为什么能流传到了今天？为什么能逃脱“即现即逝、随生随灭”的命运呢？泉州南音的历史告诉我们，它们以前虽然同样没有录音机，但却有比较精确的记谱法！这种记谱法在历代的弦管馆阁先生中传承。先生们在教授学生时，表面上虽是口传心授，学生亦步亦趋；但老师的“口传心授”，决不是脱口而出，随心所欲。他们都有“成‘谱’在胸”，口袋中还常常备有曲谱，有时还得抄贴在墙上，让学生看谱识音。而在其家中，必定珍藏着若干手抄的“指”、“曲”、“谱”的曲簿，作为他们薪火传承的“宝鉴”。许多弦管人往往把曲簿视同生命，在过去那些兵荒马乱的非常岁月里，曾有人在床前挖地三尺，用油纸包裹，把“曲簿”深埋踏实。所有的弦管世家，都会把祖先留下的“曲簿”奉为传家宝。

  正因为这样，泉州南音才能保存大量曲簿，才能逃脱“即现即逝、随生随灭”的厄运，从而生生不息、世代相传。

  应该说，人类设法用符号把乐音记录下来的历史相当古远。在中国，汉魏时的陈思王曹植曾用“声曲折”的办法记录佛教音乐，可能是个首创。之后历朝历代又有许多乐师先后用汉字或减笔的汉字及其他符号记录乐音，编写各种古谱，其中古琴谱是至今仍在使用的储量最大、最古老的乐谱。而其他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古谱保存下来并能确认的却很少，比如著名的敦煌谱，其完全的“破译”尚难定论，仍是学术界的论争话题。能够完整保存、可以确切辨认、并仍在使用的古谱，除古琴减字谱、民间工尺谱外，泉州的南音谱是最重要的一种谱式。

  在泉州本地区，在南音流播的闽南，以至台、港、澳和南洋群岛侨居地保存下来的各式各样手抄曲簿，都可以看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最近，泉州的朋友让我看新发现的一部曲簿，不但相对完整，且装帧独特。其封面上写有“道光念陆年岁次丙午花月吉旦”的字样。道光念陆年，即公元1846年，距今160年。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南音谱写本。其内容有“指套”40套，“大谱”7套，分四小卷，共320个页面，每个页面尚不足一张名片大，却密密麻麻抄了曲词、工乂谱字、琵琶指法和部分撩拍符号，而工乂谱字并有高低八度之分，与当今通用的“指谱”无多大差异，可以说相当完整精致。曲簿珍藏于一个8×9cm的精致红木盒中，盒盖浮雕“琵琶指南”四个楷字，是目前已知的世上最小的南音曲谱。

  有了这份珍贵的《道光指谱》，我们就可以与前年出版的《明刊戏曲弦管选集》联系起来研究。《明刊戏曲弦管选集》有曲词272首，而且有一部分曲词从头到尾附着完整的撩拍符号，如果把明刊中省略的工乂谱字填上，便可清楚地看到《道光指谱》是与它一脉相承的。因此，《道光指谱》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让人们看到泉州南音以“乂工六思一”五个谱字对应“宫商角徵羽”五音，加上琵琶指法、撩拍符号，构成独特的弦管指谱的记谱方法，是由来已久、源远流长的。这种记谱方法，也许是同泉州弦管与生俱来的或者在缓慢发展成熟过程中逐步完善的。而这套古谱自称“琵琶指南”及“琵琶指法”，可能与五代、唐甚至更早期的琵琶谱有着明显的历史渊源。

  泉州南音正因为有了这种弦管琵琶谱，才能牢固地保存历史的记忆，才使千年古乐自立自强，长生不老。

  非常欣喜《道光指谱》的出现，更高兴《道光指谱》已编入《泉州戏曲弦管研究丛书》，即将付印出版。《明刊戏曲弦管选集》与《清刻本文焕堂指谱》两书的问世，已让我们惊喜泉州南音这个古老乐种有如此丰厚的文化积淀，而《道光指谱》更让我们看到泉州南音有如此精确的记谱功能。人们不能不深信泉州南音是传承古老中国音乐的载体。因此我才敢更理直气壮地说：古老的中国音乐，真的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最后，我要再一次向古代的泉州人和当代的泉州人为保存和保护中国古老的音乐作出的重大贡献，致以诚挚的敬意！

  （田青 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主任、研究员。 本文刊于2005年12月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袖珍写本道光指谱》）